本文原載《院士之路》系列傳記文學叢書《倪光南傳》（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做序），該書末尾聲明“本作者在任何公共場所，包括到法院應訴時，都能以真實姓名講述自己的觀點和依據”。
國有轉民營的受益人
對一個上市公司而言，決策權、監督權、對本企業財產的支配權和收益分配權，再加上對行政管理、經營業務和財務的控制權，集於某個人一身則是至高無上的權利。
對柳傳志來說，國有轉民營的一大好處是他可以成為“說瞭算”的絕對權威。比如聯想的“認股權”方案，誰拿多少股由柳傳志說瞭算。歷史上，聯想內部曾給老員工定過一個“創業分”，由柳傳志確定，從分數最高的柳傳志、倪光南起，一直排下來。本來掛名的董事長、前計算所所長曾茂朝是沒有“創業分”的，柳傳志從不把他當成公司的成員，曾茂朝自己也承認對公司從來“不管”。1994年公司要分中關村東小區的一批住房（倪光南在1992年中科院給他重獎時已獎到瞭一套房，不參加分房），開始時，分房的排序是柳傳志、李勤、張祖祥……，曾茂朝沒有分房資格，他的妻子胡錫蘭隻排到第七名。
但1994上半年，柳傳志得知倪光南上告後（估計是曾茂朝透露給他的）對曾茂朝變得特別照顧瞭。他突然決定給曾茂朝分房，而且排到第三名，把原來打算分給張祖祥的一套大房分給瞭曾茂朝。後來曾茂朝也對柳傳志投桃報李，他最先向外界披露柳倪之爭在於告負債持股，又大力宣傳給港商負債持股如何合情、合理。最終，柳傳志給這個原來沒有“創業分”的董事長，很大的“認股權”。而原來有最高“創業分”的倪光南，卻被掃地出門。這樣的賞罰分明當然隻有在“民營”企業才能做到。
香港的報紙曾刊登過柳傳志、曾茂朝、李勤、馬雪征等人，在香港股市持股套現的數額。如果所報屬實，他們個個都是千萬富豪。柳傳志還無意中透露瞭他們柳傢炒賣聯想股票的秘訣，聲稱攢瞭很多錢。有位記者居然不懂上市規則和行業紀律，明知柳傢掌管著香港聯想的內幕消息和財務機密，卻毫不隱晦地報導瞭柳總低價收購、高價拋出的套現技巧。好在深通此道的股民沒有看到這組消息，看到報導的人又不會炒股。否則，不知多少人要向柳總求救、求教、取真經。
跟著總裁炒上市公司的股票，就象和財神爺合夥作生意一樣，簡直是股神。但柳總說，“攢瞭很多錢”的僅限於柳傢，因為柳傢對香港聯想和柳總的無私奉獻，特別是股價最低時為聯想捧場，隻能以此相報。
代表“國有”監督“民營”的董事長
在聯想從國有轉民營的過程中，董事長曾茂朝起瞭不可估量的作用。原計算所所長曾茂朝，作為全民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對所辦企業和國傢投資人持有的股份負有監督之責，曾經是幾個所辦或所合資公司的董事長，包括信通、聯想、振中等等。
曾經聞名中關村的“兩通兩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中即有“信通”。它是計算所占股份三分之一與科儀廠、海淀農工商總公司，各出資100萬元成立的公司。公司的董事長是曾茂朝，科儀廠的金燕靜任總經理。公司於1984年11月掛牌營業，因涉嫌走私（涉案金額7000萬元）停業，最終倒閉。對此曾茂朝說，信通我沒有管，我執行瞭“不管就是管”的方針。沒有管，沒有在帳面上領工資、分紅收利，也沒有責任。
計算所員工認為，在這些公司中，他最支持振中，人們說振中是曾茂朝的“親兒子”，他也真把他的兒子安插在振中。1992年所裡蓋瞭一個“攻關樓”（即科學院南路10號的前聯想總部），雖然那時聯想比振中大得多，但曾茂朝仍讓振中和聯想對半分瞭這座樓。
“振中集團”是和計算所公司一樣的直屬計算所管轄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曾茂朝是董事長，總經理是胡XX。振中集團發往美國的價值200萬美元的產品（日光燈啟輝器），因不符合美國客戶的要求被法院扣押。敗訴後血本無歸，導致公司資不抵債。而負責此項進出口業務、代表振中集團常駐美國的經理，就是曾茂朝的兒子。最後因為曾董事長確認管瞭振中，計算所因此赦免瞭振中虧損的“原罪”。
在聯想（1984－1989是計算所公司），曾茂朝也掛名董事長，但直到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聯想的董事、總工為止，十多年裡聯想董事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議。曾茂朝自己也承認，他從來“不管”。曾茂朝基本上不參加聯想的活動，每年隻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年終的公司聯歡會。這時，柳傳志照例要請曾董事長上臺致辭，而柳傳志樂得輕輕松松地坐在臺下磕瓜子、看節目。幸虧有這樣“不管”的“開明婆婆”，柳傳志才得以在聯想實行從國有到民營的轉變。
能接受柳總的房子、股票，當然成瞭柳總集團的可以商量的少數人之一，當然也要讓柳總說瞭算。柳總獲得董事長的絕對服從，就可以指鹿為馬瞭。用外商或散戶代表絕大多數股東的民意、操控國有股說瞭算的一切大事，已達到國有民營的最高境界。
善於“走鋼絲”的“開明婆婆”
曾茂朝的高明不僅在於“不管”，而且在於善“走鋼絲”。他深知“從國有到民營”充滿著風險，因而時時為自己留好退路。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發現負債持股問題後，按組織程序在內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長曾茂朝，他鼓勵倪光南上告。開始時，倪光南認為借錢給港商是損害聯想利益，沒有上綱上線的知識。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參加瞭院領導對柳傳志的談話後，就告訴倪光南說：院領導批評柳傳志，說“倪光南告你挪用怎麼辦”？這樣，書生氣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這種行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來，“把柳傳志送進監獄”的原創應該歸曾茂朝。
後來，曾茂朝又對倪光南說，他在香港聯想上市前見瞭柳谷書先生，問：香港聯想上市要不要征求中國技術轉讓公司的意見，柳老先生說“不用瞭”。這使倪光南明白，柳老先生在這件事上起瞭關鍵作用。在召開倪光南免職大會（1995年6月30日）的前兩天，他特地去關照倪光南的愛人，叫她註意：等宣佈倪光南免職後，不要讓他自殺。會後他仍沒有和倪光南“劃清界限”。倪光南也常去找他，告訴他上告的情況。
1995年11月，他們二人都收到瞭香港聯想會計的通知，要他們在南明公司董事的報稅表上簽名。因為二人從未參加過南明的活動，現在忽然要簽字，拿不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曾茂朝一向謹慎，就跑到倪光南的辦公室來商量。兩人認為：柳傳志是通過南明借錢給港商的，如果他說這事是南明董事會的決定，那我們就說不清瞭，我們要證明沒有介入南明的事。二人商議定當，就發瞭一分傳真給香港的張祖祥說：我們雖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文件上簽瞭名，但“從未參加過南明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從未看閱過南明公司的財務報表”，請張祖祥加以確認。張祖祥很爽快，在那個傳真上簽瞭名再傳回來，拿到瞭這個證明，曾茂朝才放下心來。因此可以斷言，萬一“從國有到民營”出瞭紕漏，曾茂朝也會安然無恙。
從“信通”、“振中”到“聯想”，三任董事長讓曾茂朝取得瞭“開明婆婆”的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