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嚴格意義上說叫“簡化字”。
所謂“漢字簡化後，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湧無力，有雲無雨，開關無門，鄉裡無郎，聖不能聽也不能說，買成鉤刀下有人頭，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來越佳而往井裡走，可魔仍是魔。”
當然，也有人說“簡化後護用手，愛有友，灶生火，顯明明，龜有甲，筆有毛，寶有玉，眾有人，網像形，滅無需水，呼籲有口，號非虎嘯，體制為人也是為本，戰為占有不宜單人，晝乃日出一尺高，蟲不是越來越多是越少越好，而佛仍為佛，神還為神，信還為信，仁還為仁，善還為善，美還為美，福還為福，喜還為喜。”
“挺繁派”和“挺簡派”的口水仗，往往會吵得不可開交。其實，正本溯源，瞭解一下漢字的簡化史，也許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
簡體字古已有之
“倉頡造字”是遙遠的傳說，現存最早的漢字材料來源於距今約3000年前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簡體字數量已經大為可觀，如“又（有）、霍（靃）、月（肉）”。作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因此斷言“殷人已在進行漢字的簡化”。到春秋戰國時代，漢字進一步簡化，並隨著地方割據勢力的增長呈現出豐富各異的地方色彩。這時期簡體字的數量達到瞭新的高度，在貨幣文、陶文、簡帛文中都大量出現，如“日（旦）、棄（棄）、臣（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命李斯創小篆規范六國文字。小篆脫胎於秦國原固有文字大篆，並在大篆的基礎上簡省而成，可以看做大篆的簡化。
秦漢之際，漢字發生“隸變”，即由小篆轉變成隸書，這是古代漢字轉變成現代漢字的轉折點。隸變導致漢字形態上的巨大變革——由迂回盤曲的筆畫變成橫豎直折的走勢，後世漢字的筆畫系統和結構系統就這樣逐步確立。隸變過程中，漢字出現諸多訛變，構建大量脫落混同。
漢末，中國進入長達數百年的混戰狀態，也正是此時，楷書逐漸產生。從遺存的魏晉碑刻上可以看到，簡體字的數量已大為客觀。到隋唐時代，民間普遍使用簡體字作為交際工具，時稱“俗體字”。在顏柳的傳世作品中，俗字數量不在話下，如柳公權《玄秘塔碑》中書有“徳（德）、瀦（瀦）、効（效）、唘（啓）”等字。在這種背景下，為滿足官方和科考行文用字需要，以《幹祿字書》為代表的一批正字書籍於此間產生，影響頗大。
宋代以後，印刷技術的成熟與推廣將簡體字的使用范圍由碑刻和手寫擴展到印刷的書籍上。尤其是有元一代，因一度廢除科舉制度，造成文人士子階層地位下降、文法廢弛，俗簡字數量呈井噴之勢猛增。據近人劉復、李傢瑞編纂的《宋元以來俗字譜》統計，宋元明清１２種民間刻本所用簡體字多達６２４０個，平均每個繁體字有３．９個不同簡體字形，如“寶（寶）、聽（聽）、舊（舊）、醫（醫）”。
至太平天國年間，為提高人口識字率，官方首次確定民間簡體字的法定地位，數量過百。其中廣為人知的有“囯（國）、為（為）、彌（彌）”等字。但隨著運動的失敗，這些“正統”簡體字僅是曇花一現。
由此可見，古人或為書寫方便、或為使漢字形體結構貼近本義，對漢字的簡化工作從未中斷過。但這種簡化始終是悄然流行於民間，使用范圍極小，且不成系統，鮮有堂而皇之地進入官府、科舉等官方正式行文領域。若僅僅因其筆畫減少或者今天的簡化字同形，就斷定出現瞭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這種看法未免有失妥當。
五四時期漢字改革
庚子之後，面對內憂外患，一批有識之士開始探索民族獨立與自強的道路，以期“救亡圖存”。令今人費解的是，時人多把矛頭指向漢字，他們認為漢字筆畫的繁復程度已經阻礙瞭國民教育的普及和公眾文化水平的提高，成為“亡國滅種”的根源。1909年，自覺簡化漢字的首倡者陸費逵在《教育雜志》創刊號發表《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體字》，高呼“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若采用於普通教育，事順而易行，其便利二也”。很快，五四運動揭開瞭新民主主義革命。隨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漢字改革的呼聲也日益高漲瞭。如是，在一片驟風暴雨中，漢字簡化運動拉開序幕。
錢玄同是文字改革的急先鋒。1920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極力鼓吹用拼音文字取代漢字，但“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制造成功”的。但“對於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瞭”。因此，主張用推廣簡化字，以作為向拼音文字的過渡。至今看來，錢玄同的文字改革思想深遠，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文字改革還一直沿此思路進行。
很快，漢字簡化運動進入高潮。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簡體字研究的專著先後問世，為日後簡化漢字的施行提供瞭材料基礎。1935年，由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白金等人在上海發起的“手頭字（即簡體字）運動”聲勢浩大、愈演愈烈，多傢報社雜志先後刊文介紹手頭字，這在漢字簡化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同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瞭《第一批簡體字表》，及《推行簡體字辦法》，采取強行措施推行簡體字。一石激起千層浪，非議和爭論之聲不絕於耳，以戴季陶、何健等人為首的反對派聯名抗議。各地出版商因缺少簡體字銅模，反對意見也很大。在各方的壓力下，半年後，旋即被廢。雖然《第一批簡體字表》很快被廢，但在其中可以看到很多現行簡化漢字的身影，如“豐、難、雞、葉”。
百廢待興中“鉆”出簡化字
20世紀50年代，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百廢待興，漢字改革也被提上瞭議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而全人類的語言文字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進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斯大林的話曾給中國的文字改革指定瞭方向。在毛澤東“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的精神指引下，聲勢浩大的漢字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瞭。當時的語言文字改革主要圍繞三項工作進行：簡化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51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後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文改會）正式成立。在《文改會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出瞭漢字改革的方向，“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很快，文改會公佈瞭《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廣泛征求社會意見。有資料顯示，當時參與討論的全國文字學傢、各省市學校語文教師以及部隊、工會的文教工作者約有20萬人。在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審定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後，正式修正為《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務院審核，並於1956年正式實施。整個方案共收錄簡化字515個、簡化偏旁54個，於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對《漢字簡化方案》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整後，文改會編印瞭《簡化字總表》，收錄共計2238個簡化字，作為使用簡化字的規范。
漢字簡化後，筆畫減少，結構清晰，便於識字教學。誠如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人物》的報告中所說：“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體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傢稱簡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瞭一件很大的好事。”又說：“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眾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對簡體字表示熱烈歡迎，冰心曾在《光明日報》上發文說：“首先，我是一萬個贊成漢字簡化的，先不必說為瞭聽報告、寫筆記的方便，這個念頭可以說是在五十幾年以前，我開始學寫我的學名‘謝婉瑩’三個字的時候，已經萌動瞭。”
從簡化字中受益最大的，應該屬占當時全國80%人口的文盲。著名語言文字學傢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傢，絕大多數是農民……漢字簡化幫助瞭他們學文化，拼音也幫助他們學文化。我們的農民將要變成現代的農民……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農民的地位在中國將有很大的改變。”傢住江西贛州的肖老先生曾是50年代的掃盲工作的親歷者，1957年之前大隊問他指標完成情況時，他往往會弄虛作假，“簡體字推出來後，掃盲效果確實不錯”。
倉促出臺遭非議
伴隨著簡化漢字的研制與推行，反對意見從未停息過。在特定的輿論環境下，很多文化學術問題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對簡化字持保留態度的學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牽連。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瞭章伯鈞在北京民主黨派座談會中的講話，“……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隻由少數熱心分子作瞭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瞭呢？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瞭……”
“章羅聯盟”的另一位代表羅隆基曾責問：“應該討論漢字要不要簡化，應怎樣簡化？而不是一上來就討論具體的漢字方案，宣佈毛主席支持簡化字。”
文革時自縊而死的著名學人陳夢傢也曾說過：“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瞭。”
到1958年初，對簡化字的反對與批評就成瞭政治問題。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在整風運動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對文字改革進行瞭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瞭，群眾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擊文字改革，自然是別有用心，他們是要借此向黨和政府進攻，但是另外他們確實也是反對文字改革。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對。我們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首先應該把漢字簡化這項工作肯定下來。”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沖擊下，漢字的簡化之路也沒有止步。1972年，原國傢語委副主任傅永和6名同事被周恩來親點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繼續從事漢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以下簡稱“二簡”）開始廣泛征求社會意見，並在《人民日報》上試用。由於“左”的思想影響，“二簡”在制定過程中過於倉促、急於求成，又加之簡化數量太多，一時在社會上造成瞭相當的使用困難。同時，漢字隨意簡化的思想在民眾中間迅速蔓延開，民間自造、亂造簡體字的風氣愈演愈烈，社會用字一度混亂不堪。到1986年6月，國務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並決定“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於社會應用”。至此，中國的漢字簡化運動終歸告一段落。
然而，“二簡”字卻沒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筆下仍不時可以看到它們的殘跡，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 。更多的“二簡”字被保留在中國人的姓氏中，如“閆（閻）、肖（蕭）、付（傅）、代（戴）”等。
時至今日，簡化字最大的優點——“易認好記”、“簡便好寫”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德籍華人學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現代的認知心理學和信息學發現，人腦是通過並行過程處理文字的整體圖像，而非一筆一筆地記錄。漢字作為一個整體，就是同時處理的，簡化字並不比繁體字好記。而簡化字的推行，是以對那些未被收入的歷史常見行草簡字的禁絕為前提的。強調正楷，批判知識分子書寫行草化、藝術化為不規范、為“打擊和迫害勞動人民”、“迫害工農子弟”的行為，反而影響瞭書寫效率。
簡化字的傳播
撥亂反正後，我國經濟社會各項事業逐步走向正軌。1986年10月，國傢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前身即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重新發佈瞭《簡化字總表》，在1964版基礎上作瞭個別調整，收錄簡化字2235個，成規范漢字的標準。《簡化字總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為350個不可用做簡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為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簡化偏旁14個，第三部分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類推產生的簡化字，共1753個，第四部分收錄部分異體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簡化字總表》收錄的簡化漢字並非信手拈來，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原則，即廣泛借鑒采納歷史用字和民間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數量少之又少。文字學傢葉籟士、傅永和曾做過統計，現行的簡化字中，始見於先秦的有49字，占12.63%；始見於秦漢的共62字，占15.98%；始見於魏晉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見於隋唐的31字，占7.99%；始見於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見於元代的有72字，占18.56%；始見於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見於民國的共46字，占11.86%；始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僅有一字，占0.26%。
簡化字初創之時，在海外一度引起軒然大波。1971年，中國正式恢復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合法席位，簡化字理所當然地成為聯合國官方使用文字之一，並由此逐步得到各國的認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佈瞭與中國大陸相同的502個簡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已經使用和中國大陸完全一致的簡化字。泰國原本嚴令禁止華文學校教授簡體字，但在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後，禁令也逐步取消，並於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教授簡體字，發行簡繁對照表手冊。
日本使用漢字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民間也長期流行一些簡體字。1946年日本內閣公佈《當用漢字表》，收字1850個，其中有131個是簡體字（日本稱之為“略字”），其餘為傳統漢字。略字中，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簡體字有53個，如“體（體）、會（會）、學（學）、禮（禮）”；相似的有9個，如“変（變）、 辺（邊）、桟（棧）、 斉（齊）”；當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図（圖）、応（應）、蕓（藝）、実（實）”。
在歐美國傢中，簡化字的實力由小壯大，影響力不斷增強，形成瞭簡體字和繁體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給外國人學習漢字帶來瞭很大的困難。但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海外的大陸移民數量逐漸增多，加之孔子學院的推廣，簡體字的傳播領域越來越廣，很多國傢的漢語教學機構甚至放棄繁體字教學。聯合國也在2008年宣佈所有中文資料采用簡化漢字書寫，而不再使用繁體漢字。
在使用繁體字最堅實的大本營——中國臺灣地區，簡體字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地深入。1979年，臺灣“教育部”公佈《標準行書范本》，搜羅歷史上早就存在民間的俗體字編纂而成，供學生及社會人士學習而用，其中不少與中國大陸的簡化字同形同體，如“亂（亂）、孫（孫）、價（價）、幫（幫）”等，但僅限於民間手寫領域。
中國大陸近年來“恢復繁體字”的呼聲越來越大，令人意外的是，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卻在2009年提出兩岸對於漢字應該秉持“識正書簡”的態度，這和季羨林、朱德熙等老一輩學人“識繁用簡”的觀點不謀而合。看來“天下漢字，繁久必簡，簡久必繁”，未來全球漢字的統一形體是何模樣，目前看來，還是個未知數。
漢字簡化的具體做法
1. “草書楷化”是最常見的原則，這類字往往根據漢字草書的筆畫走勢精簡而成，如
“書（書）、頭（頭）、為（為）、東（東）”等；
2. “同音合並”即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對同音字進行合並，如
“發（發、髮）、後（後、後）、松（松、鬆）、幹（幹、乾、幹）”等；
3. “部件簡省”則保留瞭一個字中最有特點的部件，而省略其他部件，如
“聲（聲）、氣（氣）、廣（廣）、務（務）”；
4. “符號替換”就是用簡單的符號替換原字形中的復雜部件，如
“漢（漢）、觀（觀）、區（區）、趙（趙）”；
5. “廢今留古”往往采用字形較簡的古字形替代後起字形，如
“網（網）、眾（眾）、塵（塵）、雲（雲）”；
6. “替換聲符”是以較簡部件替換形聲字中的聲符，如
“運（運）、憶（憶）、郵（郵）、遼（遼）”；
7. “另造新字”，對於結構復雜的字形，多會另造字形結構明晰的會意字，如
“驚（驚）、膚（膚）、護（護）、滅（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