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傢概念的陷阱——從民族國傢到文明型國傢

本文由范勇鵬教授的演講、思想總結而來

我們今天絕大多數的人文社科學者,腦子裡保留著一種國傢觀的思想鋼印,即今天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民族國傢觀”。

民族國傢產生於近代歐洲,是由一個或者幾個民族為主體,靠著政治認同形成的國傢。這種國傢不同於過去的歐洲封建國傢,是靠民族主義來動員全民當兵,建立起國傢與人之間的直接關聯。民族國傢觀隨著西方的興起和擴張,影響到全世界到二戰之後,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各領域最基礎的思想范式,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也非常深遠。

但是,民族國傢的觀念和我們中國的國傢性質和歷史經驗是非常不相符的,甚至和多數文明發展的邏輯也是不同的。嚴格來講,它是一種地方知識,但隨著西方崛起,變成瞭一個普世知識。我們可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來分析。

空間維度上,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人,對國傢都會有各自的看法。一個人是生活在一個鄉鎮規模的小國,還是一個縱橫萬裡的大國,肯定會形成不同的國傢觀念。比如中國人很早就生活在大規模的國傢裡,根據文獻記載早在夏商周時代,我們就產生瞭地跨九州的共同政治生活。比如《尚書》的《禹貢》裡講到中國古代的五服,叫“甸侯綏要荒”,講的就是一個理想化的模型——一個五環結構。第一環“甸服”裡,分成5個區,每100裡畫一圈,成為一個稅區,根據和天子之都的距離遠近承擔相應的義務。100裡要賦納“總”,即所有的東西,要進貢完整的帶著秸稈的谷物,因為離得近,所以不怕重量。到200裡這個圈,距離遠,就隻需要納“銍”,即帶穗的谷物;到300裡隻需要繳納“秸服”。為什麼要規定這麼細?一是考慮到成本,運輸越遠的要求進貢的物資就越輕,還有獲取成本,越遠的隻需要進貢一些特產。二是考慮到公平,義務和權利的平衡。比如在中央地區,土地質量和貢賦的數量是掛鉤的,到瞭甸服的第三圈,需要幫助別人來運輸,所以就不用交谷穗。在整個九州離天子越遠,承擔的進攻義務就越小。三是要鼓勵和培育統一的市場,生活空間以及文化,各地交的食物可以促進物資的流動、供需的對接。各地的特產可以在中央得以交流,促進勞動分工和手工業的發展,提高文明的水平,最終目的是形成一種安全、和平、公平和井井有條的大規模政治秩序。當然,《尚書》本身有虛構的成分,但一定是基於某種大規模的國傢生活經驗寫成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國人習慣瞭一種大程度的思維方式和政治想象力。此後不管是遇到分裂內亂還是外敵入侵,我們華夏民族總是初心不改,去努力追求重構一個普遍的天下之舉。

春秋戰國陷入分裂狀態,諸子百傢,特別是儒傢思想,裡邊都包含“天下一傢”的因素,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世界哲學,而不是國傢哲學。思維的尺度無比重要,人的思維是圍繞著大尺度問題還是小尺度問題,決定瞭對問題的認識水平和提出的方案。西方的政治生活在多數時間裡都是在極小的規模上展開的,一直到近代資本主義國傢興起,他們的政治思維世界仍然大都以單一民族國傢組成的小國傢為單位。

西方社會科學提出的這樣一種民族國傢觀念,就是他們思維尺度的反應。超過瞭國傢的維度,他們能想到的要麼就是暴力性的殖民帝國霸權體系,要麼是剝削性的世界市場依附性的世界體系,很難提出一種基於普遍性公平性的人類命運共同方案。

《流浪地球2》在北美上映的時候,有人評價說:同樣是科幻,中國人能帶著地球流浪,美國人就隻能想到造條船賣船票。這背後的差異可能就是觀念的尺度不同。中國人的國傢觀在進入現代之後也遇到瞭一次重大挑戰,就像康有為所說,中國向者非國,而曰天下也。因為我們曾經有過大尺度的共同體政治經驗,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明白一個問題:以中國這樣的國傢規模,照著西方民族國傢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那肯定是災難性的,也很難實現。

所以,我們今天要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我們明白今天世界的很多重大問題都不是在國傢范圍內能解決的,中華民族的一個使命就是為世界提出新的方案。所以,我們要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的政治理念始終有世界關懷。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我們學術思想界依然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發展。我們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各個學科仍然在習慣性地使用“民族國傢”這個概念,從民族國傢的角度來看問題。

時間維度上,美國華裔歷史學傢何炳棣先生有一個觀點,他認為很多古代文明都是遷徙性的,不僅有遊獵遊牧,還有很多是遊耕,因為土地提供的資源支撐不瞭人類的長期定居,所以到一定時候大傢就要遷徙。但中國從周代之後為什麼就進入瞭一個長期大規模的定居階段?他認為其中一個要素是渭水流域的黃土有一些獨特的性質,這種長期定居帶來瞭我們中國文化的很多元素,比如,一代代人定居在一個地方,就會形成很強烈的歷史觀念。

何炳棣

今天放眼世界各個文明,中國人的歷史觀念是最強的,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共處在一個空間,也會產生人與祖先、人與神的親密關系,最後的結果就是人逐漸上升為世界的主宰,人成為最寶貴的東西,造成瞭以人為本的社會。

到今天,中國文化和制度最大的特點,可能依然是“以人為本”。這種定居性決定瞭中國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延綿不絕,我們對這一點已經習以為常,覺得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抱著一種同情的理解,我們看看很多民族,他們對腳下的土地是非常敏感的,比如美洲、澳大利亞這些國傢看起來現在很發達,但都是建立在近二三百年才掠奪的土地上,也許他們在未來幾百年裡還都無法擺脫這種罪惡感和外來者焦慮,這種焦慮會不斷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乃至危機。

中東、印度很多民族在歷史上都經歷瞭頻繁的遷徙、征服、壓迫、驅逐,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依然存在這樣的現象,猶太人更是如此。一本猶太作傢的書,開頭就講瞭一個夢境,他父親是從歐洲逃難到以色列的,他就不斷地夢到腳下的土地被上漲的海水淹沒瞭,一夜之間失去瞭立身之本。這種感情我們中國人是很難去體會的。

朝鮮民族這方面和中國人很相近,但是近幾十年韓國人為瞭塑造民族主義精神,特別喜歡用一個詞叫“身土不二”。這個詞其實來自中國,儒傢、道傢提出瞭天人合一,佛教相應提出瞭身土不二。這是一個佛教術語,但韓國人把這詞用狹隘瞭,現在韓國人連春節、漢字、餃子都要去搶註,什麼都要是我的,這就很狹隘的一種觀念,在中國的觀念裡邊身土不二,並不意味著我隻能消費自己土地上的產品,或者把什麼都占成自己的,而是因為我們腳下有一個堅實的土地,在這個基礎上有一種從容自信的心態。

正是由於長期的定居,我們意識到這塊大地上的人是要成千上萬年活在一起的,那麼我們理性的選擇是什麼?是共存,而不是你死我活;是合作,而不是沖突;是融合,而不是隔絕,是平等,而不是奴役;是寬容,而不是排斥。最終大傢是要走向一統,而不是分裂。因而中國從上古,最晚到周代,就開始產生平等、均平這類觀念,開始追求把所有的人當成人,讓人和人的差異不要太大,把它當成一種正義目標,所以在中國沒有出現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經濟體系。這種奴隸制經濟在西歐、北美的民族國傢都存在到19世紀,在美國法律上甚至存在到21世紀。中國在多數時間中,也不存在某一種征服民族長期系統性地壓迫原住人口的種姓制度和種族主義。如今這個現象在很多國傢裡依然十分嚴重。

這種長期定居的歷史經驗,讓我們習得瞭一種合作共存意識,在內部體現為多元一體,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在面對外部世界時,這種意識就表現為和諧世界觀念和放眼長久的心性。對中國人來講,一時的強弱勝敗不會完全左右我們的思想,我們有足夠長的耐心,中國從來不缺重來的機會。相比來講,西方文明就特別缺少這種長期主義的思想。當然他們也想有悠久的歷史,也人為建構起瞭很多歷史敘事,把今天的西方文明和所謂的古希臘古羅馬嫁接起來,但是漫長歷史積淀所形成的精神傳統不是一兩百年就能夠建構出來的。所以,西方文明即使在最自信的時候,也是缺乏深層歷史自信的,他們害怕霸權的興衰更替,害怕失去屁股底下的寶座,更害怕失去腳下的大地。至今,去美國、歐洲很多地方圖書館、街頭和機場的書店裡邊,許多書的標題裡邊都有rise and fall,即興衰二字。

為什麼?因為他們骨子裡邊是相信一個文明的興起和稱霸就是一時的事情,衰落是遲早的,而且一旦衰落,也許國傢文明甚至人口都會消失,這就是西方歷史的真實經歷。我們把這種文明戲稱作“一次性文明”,這種次拋型的思維方式很難建立起合作共贏的意識,很容易產生零和思維:既然我一旦失去霸權,就會萬劫不復,那麼我自然希望趁著還有能力的時候,消滅一切的潛在的威脅者。

《流浪地球2》故事裡2500年的一個項目,西方人較難接受,但是中國人看電影就覺得一點沒有違和感,為什麼?因為我們真的經歷過不止一個2500年。有網友調侃說中國人是從比鄰星來的,因為我們的文明史就可以打一個來回瞭。所以在電影裡我們可以說:“我選擇希望”,因為我們的希望證實過,而且還會不斷地得到證實,我們得帶著西方文明一起來選擇希望。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有手段來威懾他們的野心,也要有辦法來幫助他們走出危險的泥潭,要有菩薩心腸,也要有霹靂手段。

為實現這一目的,我們需要詳細結構西方“民族國傢”的概念,鞭辟入裡,直刺要害。

西方基於自身文明的空間和時間經驗而建構起來的“民族國傢”的概念有其的價值,它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興起的一種國傢形態的反應,但也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它在社會科學中的統治地位霸權地位已經造成瞭一個世界性的思想陷阱。我們可以從靜態的國傢觀的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來看。

從時間性上看,“民族國傢”隻適用於西歐資本主義崛起的特殊歷史階段。民族國傢現象的出現源於西歐的民族形成和國傢形成這個一體兩面的過程。在天主教會統治解體的過程中,歐洲民族,包括其民族語言、民族文化和現代的士族國傢一起誕生,並且民族和國傢實現瞭一種重合。這種重合帶來瞭今天民族國傢普遍的一些特點。

第一,民族國傢跟古代的更廣泛的文明割裂開來,是一個完全現代的事物,但客觀上人是活在歷史之中的,人和文化又不可能完全脫離歷史,這就導致它們普遍存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對立。

第二,西方中世紀末期的封建王權和新興資本力量,聯手共同塑造瞭現代民族和現代國傢。但後來資本不甘心王權凌駕於自己之上,為瞭進一步俘獲國傢,對國傢權力形成瞭強大的制約,把自己打扮成社會的代表、正義的代表,然後將剝掉瞭文明因素的國傢貶低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一種專制權力,進而塑造出一種國傢與社會的對立關系。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同學肯定在教材裡都讀到過這樣的觀點:國傢與社會的二分法。基於這種思路,它使限制國傢權力變成瞭一種正義原則。

第三,馬克思講過,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社會分裂成兩個大的階級,摧毀瞭延伸文明的共同體性質,國傢變成瞭最純粹的階級統治的工具。雖然各個文明歷史上都有階級,但是階級的大對立、大決戰,是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傢時代的現象。

第四,資本依然需要國傢的保護和服務它的利益,需要讓國傢成為軍事和商業競爭的工具,民族國傢就成瞭戰爭的一個源頭,並且在戰爭的過程中形成瞭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和國際法原則。我們今天所謂的國際法在其產生時,本質上就是為瞭把戰爭限制在服務資本需要,但又不能損害資本利益的范圍之內。比如,很多條款規定暫時不得攻擊民事目標,它的法律源頭其實是為瞭保護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國際商業活動不受到戰爭的損害。資本一方面需要國傢去替他打仗,另一方面任何戰爭絕對不能損害到他的利益。

第五,民族國傢在內部以代議制為主要制度形式。在西方國傢內部代議制使資本能夠更好地控制權力,而在非西方國傢代議制同樣使西方資本更容易加以操縱,因而民族國傢在全世界的擴散傳播,必然會導致各大文明的解體,產生大量沒有文明之根的國傢,還會導致傳統社會的解體,人們失去千百年安身立命的社會紐帶。

西方不少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一二戰的根源、納粹大屠殺現象,都跟歐洲出現瞭大量的無根之國和無根之人有關。沖突性變成瞭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階級身份等各種各樣的沖突愈演愈烈,國傢與社會就處於一種永恒的緊張關系之中。國傢被定義成“必要的惡”,公共權力受到資本的制約和控制,但是話語上卻被轉化成人權、普通人的權利來約束公權,來迷惑勞動階級。

另外,國傢之間也沒有辦法超越安全困境和戰爭宿命,最後各國的代議制政府也成為國際資本控制和剝削的最佳工具。

從空間性上來看,民族國傢觀念隻適用於西歐現代化階段的國傢規模。西方政治歷史的經驗是非常小規模的,如古希臘羅馬的歷史記載,如果我們都認為它是可信的,那麼它的政治單位都是極其微小的。比如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國隻需要有5040個人,亞裡士多德研究瞭希臘158個城邦的憲法……他能夠研究這麼多國傢的憲法制度,足以說明這些國傢何其之小,他的理論的結論也堅信國傢不能大。

在這個問題上范勇鵬發明瞭一個詞叫 “城邦眼界”,即形容西方哲學思想的一種眼界。即使後來羅馬雖然看起來很大,但是制度上無非是一個龐大帝國之上的一個小小的城邦腦袋。到瞭近代歐洲崛起,城邦視野仍然限制著他們的制度想象。例如,盧梭主張小國寡民,孟德斯鳩也是贊同“小國優越論”,為瞭國傢的生存,他才基於荷蘭、德意志、瑞士聯邦這些國傢的經驗,提出小國可以組成稍微大一點的聯邦。

這些思想傢為什麼對小規模國傢念茲在茲?不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見識過高度制度化的大規模國傢的樣貌,還由於他們對理想制度的理念限制瞭他們的政治想象力。比如,孟德斯鳩說,要維持原有政體的原則,就隻能維持原有政體的疆域。

歷史發展到英國的林頓、休謨等思想傢,開始把共和制度和超越城邦規模的現代國傢聯系起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國傢在這個過程中成型瞭。西方的政治哲學是被政治現實逼著進入瞭民族國傢的時代,今天它仍然停留在這個時代。比如法國學者馬太·杜幹的著作《國傢的比較》,裡邊談到瞭國傢大小規模各個方面的比較,結論是:除瞭在國際關系領域外,政治體制和規模是沒有關系的。可見西方思想使他對小規模的執迷不悟的影響。

美國和蘇聯這種洲際大國的出現,對民族國傢的觀念造成瞭一次嚴峻的挑戰。

美國的建國使西方文明在古羅馬之後,第一次有機會嘗試大規模國傢建構。這個規模的陰影籠罩在美國建國者的心頭,比如托馬斯·潘恩提出瞭一個方案,用代議制來解決規模問題,再把小國給拼接起來。最終美國和蘇聯都通過聯邦制解決瞭問題,在國傢觀上也把民族國傢觀念向聯邦主義推進瞭一步。問題是,停留在聯邦主義還是不夠的。美蘇都需要不斷證明自己是現代國傢的標準,因此還要使用民族國傢的概念。

其次,民族國傢的概念,對於美蘇的戰略目標都有價值的,比如從民族國傢衍生出來的一些概念:民族自覺、反殖民主義、反勢力范圍等,都有利於拆解舊殖民帝國、有利於美國的自由世界帝國和蘇聯的世界革命。

但他們不能滿足僅僅停留在民族國傢加聯邦主義這個階段,於是二戰後美國繼續往前推,發明出瞭一套“自由民主”話語,把民族國傢悄悄替換為代議選舉的程序標準,以所謂的民主國傢來代替民族國傢,構成瞭一套更為狹隘、更方便操作的一種國傢標準。

接著,它開始把所有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國傢,即使是民族國傢,也貼上“非正常國傢、流氓國傢、支恐國傢”等標簽。二戰後德國、日本到現在都不是正常國傢,伊拉克、伊朗、朝鮮和很多國傢被他們定義為“流氓國傢”。西方這種國傢觀是在解決空間挑戰的過程中,逐漸演化出的一種非空間,甚至非時間的抽象國傢觀,自由民主這個民族國傢觀的高級版本對世界的毒害就更嚴重瞭。

總體上,民族國傢觀念被西方變成瞭一種話語武器。西歐式的民族國傢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它隨著西方的興起被賦予瞭一種普遍性。後來各古老文明為瞭追求“現代化”,紛紛要采取這種民族國傢的形式,我們中國也未能免俗。但是古老文明大都規模大,不是以民族為單位,因此要建立民族國傢,就必然要把原來的文明區域給解體掉。反過來講,如果想維持自己原有的文明,就很難建成民族國傢。

西方當然希望所有的大規模文明都解體,方便他們分而治之。《阿拉伯的勞倫斯》的作者安德森在前言裡就寫過一句話:“戰爭中語言往往就是一種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東戰場便如此:協約國既使用“奧斯曼帝國”,也使用“土耳其”這個詞,但隨著戰事的發展,協約國越來越偏好使用“土耳其”這種說法,這無疑是在力圖讓世人相信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土耳其確實是征服奴役瞭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西方強調這一點也絕對不是出於好心,其目的就是為瞭讓帝國解體,讓土耳其成為一個民族國傢,以便自己的殖民控制。

西方對中國也用過同樣的手段,用民族國傢的這種武器來解構。我們從清末到民國時期,西方處心積慮地拆解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影響之下,從我們嚴復講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得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到梁啟超批判中國大一統為退化之狀,再到孫中山提出狹隘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口號,從辛亥革命之後到漢地十八省自治,到20年代,我們很多省搞聯省自治,從1919年安福憲法草案到1925年段祺瑞憲法草案,都在講中國要搞聯邦制。放眼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在觀念上受民族國傢觀的影響有多大,差點被忽悠到坑裡。

幸運是中國沒有一條道走到黑,孫中山先生很早就醒悟瞭。他說,從我們中國幾千年已經和瞭,然後現在再搞先分再合,這叫荒謬到極點。其次,中國共產黨挽救瞭中華文明,基本上再次恢復瞭國傢統一,這個過程使中國成瞭唯一一個古老文明和現代國傢基本重合的文明型國傢。同時,我們自然也就成瞭西方民族國傢話語攻擊的主要對象。

西方學術界從各種角度凹著各種造型來試圖解構中國。早在清末民初之際,就試圖用各種學術話語把漢地和滿蒙回藏割裂開來,希望中國變成多個民族國傢,然後試圖解構我們幾千年的中原史觀中原視角。比如像當時遊歷中國,還曾經擔任過蔣介石顧問的美國人拉鐵摩爾,提出瞭內亞史觀這樣的觀點,以學術理論為偽裝,包藏著解構中國的野心。還有人致力於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帝國”。帝國這個詞看起來好像是對我們輝煌歷史的褒獎,中國人也特別習慣於自豪地談論我們大秦帝國、漢唐帝國、大清帝國。實際在西方語言裡,帝國是與軍事征服、民族壓迫和財政剝削聯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歷史經驗裡,一切帝國終將解體,因此帝國是民族國傢概念相對應的一個負面概念 西方給哪個國傢貼上帝國標簽,就是希望它最終解體。

80年代以來,我們國內也有很多的學術文化人士,特別是史學界,提出瞭大量所謂“新觀點”。一些人跟著炒作日本學者的“中華文明中斷論”,一些人追捧美國哈佛大學歐立德搞瞭“新清史”,一些人以歷史虛無主義的立場細說歷史,還占到官方的媒體平臺上去,大講特講,語出驚人,嘩眾取寵……這些都是西方民族國傢觀念影響下的產物。

與此相對應,張維為提出瞭“文明型國傢”這個概念。

面對西方民族國傢的概念霸權,一直有人在抵抗,包括各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思想、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各種地區一體化思想,以及在印度、阿拉伯、波斯這些古老文明地區的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思潮。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後,西方勢力如日中天。冷戰結束後,西方思想和社會科學打遍全球,中國的大學裡也未能幸免,在很長的時間中用西方概念和范式來做研究,才能夠拿到教職、發表論文獲得資助。教學內容和方法、學科設置、教材編寫、管理體制,各個方面都要照著西方的葫蘆來畫瓢,因而很多人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反思挑戰西方的國傢觀,甚至不惜來歪曲我們自己的歷史和現實,來削弱實力。

在這樣萬馬齊喑的大氣候之下,張維為教授提出文明型國傢的概念,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和獨立思考的。這個概念正面挑戰瞭西方民族國傢觀,比如裡邊提出“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反映瞭中國國傢經驗裡的空間特質;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反映瞭中國國傢經驗裡的時間特征。

該概念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全面挑戰瞭西方的民族國傢觀念。文明型國傢概念客觀反映瞭中國從傳統文明向現代超大型國傢演變的偉大成就,也從國傢建設的角度提出瞭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理論視角,從中國歷史經驗裡提煉出瞭一種人類文明的新形態。文明型國傢的概念特別強調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傢的重合,為解決很多現代國傢面臨的問題,比如傳統政治體的分裂、傳統文明的斷裂、傳統與現代的沖突、現代社會內部的沖突,都提供瞭一種理論視角。

文明型國傢概念建構起瞭中國敘事、中國社會科學范式的基點,很多國傢都可以從中得到借鑒。不少非西方國傢,特別是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文明的一些國傢,多年來苦於民族國傢話語的影響,找不到合適的話語來表達自我,隻能任由西方拿著尺子來定義,甚至被西方拿著民主化、自由化、現代化的概念武器隨便揉捏扭曲,很痛苦。它們從文明型國傢的概念上看到瞭建立自己話語的一個突破點。

過去幾年,印度、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傢的政治傢和學者越來越多地開始引用和使用這個概念,西方學術界也有不少學術研究和新聞評論日益關註文明型國傢,甚至關註怎麼來應對其發起的挑戰。2020年英國記者模仿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寫瞭一篇文章,開頭就是“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傢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的西方徘徊”。2022年美國的《國傢利益》雜志發表瞭一篇文章叫《文明型國傢的魅力》,說有一種悄然形成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文明國傢論述,已開始危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

2020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有一篇文章,說文明型國傢今天成瞭一個時髦概念,普京也跟著中國宣佈俄羅斯文明型國傢的地位,印度也在爭論自己是不是文明型國傢,文明型國傢的候選國還包括美國,甚至土耳其,乃至歐盟,這個名單還在不斷擴大。根據英國學者克裡斯托弗·科克的考證,普京在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國傢概念,他原話說俄羅斯是一個由俄羅斯人民、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俄羅斯東正教和該國其他傳統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國傢。

以上反應說明文明型國傢話語的成功,同時也說明文明型國傢概念為世界人民提供瞭一個重新認識政治和國傢問題的契機,它將促進大傢對文明和國傢問題的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社會科學的禁錮下解放出來。

當然,要挑戰西方民族國傢觀,解構西方話語霸權仍然是任重道遠。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在蕭墻之外,而在於中國思想界仍然存在著普遍的不自信,在於深受西方思想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於仍然熱衷於玩西方設計出來的思想馴化遊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於文化傳媒出版文藝領域裡邊不少人頭腦裡邊仍然刻著的西方思想鋼印。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思想傢,特別是年輕人能夠跳出民族國傢的話語,直面現實,提出中國的,和具有普遍性的國傢觀和社會科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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