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成立於1921年7月份的一個政治集團。今年7月，便是這個政治集團的世紀華誕。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的從革命到執政的100年的風雨歷程，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不同的人對這個問題也會因各自的視角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回答。筆者將站在民族主義的視角去回答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在“難產”中誕生的。這“難產”有一小部分體現在名稱的確立上。當時，除瞭“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以外，還有“中國社會黨”、“中國工人黨”等備選方案。最終，黨的創立者們確定瞭“中國共產黨”的稱號。然而，比名稱的確立更“難產”的是組織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甚至在建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困擾著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是一個各國共產主義政黨的國際性組織。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主義政黨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如果共產國際是一傢公司，那麼各國共產主義政黨就是這傢公司的股東，蘇聯共產黨則因占股過半而是這傢公司的董事長。當時，聽說中國有人想成立共產主義政黨，共產國際便派出馬林、維經斯基等代表到中國去，商談建黨事宜。但在這一過程中，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發生瞭激烈的爭吵，雙方矛盾的爆發點就在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欽差”們想讓中國共產黨“入股”共產國際，而成為“股東”之一，而陳獨秀則想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不受共產國際控制、擺佈和幹擾的獨立性組織。最終雙方不歡而散。陳獨秀也因此沒有去參加黨的“一大”（陳獨秀未參加“一大”的原因版本很多，筆者認為這是最可能的原因）。
陳獨秀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為瞭中國共產黨不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屬，提出瞭“邊工作，邊革命”的口號，並拒絕共產國際的一切經費援助。可以說，陳獨秀的一身傲骨是令人欽佩的。然而，領導人的意志再堅定，也需要其跟隨者配合，才能起作用。顯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部認同和支持陳先生的人是極少數。最終，中國共產黨還是成為瞭共產國際的“股東”之一。
在此之後，中國共產黨發生瞭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誕劇。比如，不顧中國農民多而工人少的實際情況，將蘇聯的在中心大城市發動工潮奪權的經驗生搬硬套，結果一敗塗地。再比如共產國際曾經以向忠發是工人階級出身為理由，完全不看其人品和能力，便將其任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結果，這位在共產國際眼中“根正苗紅”的領導人不僅與妓女通奸，而且還最終叛變革命。但是要論最荒唐，還屬1929年的中東鐵路事件。
中東鐵路在沙俄時期，便被沙俄非法竊取和占據。蘇聯成立以後，列寧並未兌現承諾，歸還沙俄非法竊取中國的主權和治權，反而繼承瞭沙俄侵占中國的一切非法權益。1929年，剛剛上任的東北王張學良接受瞭張景惠（918事變之後投靠日本人當瞭漢奸）的意見，想趁蘇聯國內政局未穩的時機，武力收復中東鐵路主權，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個人威信。張學良確實一度做到瞭。然而，他顯然低估瞭蘇聯的實力。最終，佈柳赫爾元帥（也就是“加侖將軍”，曾任黃埔軍校的蘇聯顧問組組長）帶兵反撲，重復竊取瞭非法權益。而在中東鐵路事件當中，早已被踢出中國共產黨權力核心的陳獨秀堅持國傢利益、民族利益高於意識形態，而站在東北軍一邊。可是，黨內的絕大多數人卻與陳先生唱反調，甚至喊出瞭“打倒軍閥地主”，“武裝保衛蘇聯”等荒唐口號。陳獨秀也因為這件事竟被開除瞭黨籍。
此後，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共產國際派”層出不窮，最典型的就是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他們奉蘇聯、共產國際的旨意為聖旨，完全不顧和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過程中，其政治和軍事都屢屢遭遇失敗。期間，毛澤東在江西被“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排除出瞭領導層，其中的一個原因竟是“不同意‘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這一切的改變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以後開始發生。
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曾在江西一帶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根據地，並也有四次反圍剿成功的經典戰例。然而，當“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掌權並把毛澤東踢出領導層以後，中國工農紅軍在“洋和尚”李德的帶領下節節敗退，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離開江西，進行戰略轉移。
1935年1月15日到1月17日之間，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瞭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的歷史意義不僅僅在於重新確立瞭毛澤東的領導權，更在於對“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這些國際主義左人漢奸進行瞭徹底的批判，讓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符合中國實際與中國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由此開始，這個政治集團才成為瞭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不再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
此後，全面抗戰爆發。在此過程當中，經過改造以後的中國共產黨有瞭脫胎換骨的變化——從意識形態優先，變成瞭民族利益、國傢利益優先。中國共產黨為瞭大局，不僅沒有在西安事變當中殺死仇敵蔣介石，還讓部隊接受瞭國民政府的改編而從紅軍變成瞭八路軍。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在其抗日民主政權當中推行“共產黨人占1/3，進步人士占1/3，中間和其他人士占1/3”的三三制，摒棄瞭意識形態的差別，建立瞭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的勝利做出瞭巨大的貢獻。今時今日，在關於抗日戰爭的貢獻問題上，說法不一。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摒棄意識形態的差別，上升到民族認同的高度，對包括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志士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筆者在肯定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戰場以及建立統一戰線的同時，也肯定中國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所做出的突出貢獻。此處，筆者想質問那些逆向民族主義者以及民族虛無主義者，你們總是鼓吹“階級至上”，並污蔑民族主義是所謂“仇恨”、“排外”、“極右翼”。那麼請問，在抗日戰爭當中，是海內外的華族資產階級（比如陳嘉庚）和中國的地主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大，還是日本的所謂“階級兄弟”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大？相反，在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侵華日軍當中，倒是有無數的“階級兄弟”，他們何曾講過所謂的“階級感情”？
在抗戰結束以後的國共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同樣用實際行動表明瞭其不充當任何境外勢力的傀儡的決心。1948年8月，斯大林出於蘇聯的國傢利益，勒令中國共產黨不要南下，而要與中國國民黨“劃江而治”。然而，中國共產黨並未理會這一要求，並於同年9月到次年1月之間，取得瞭扭轉形勢的三大戰役的勝利。之後，1949年4月到6月之間，中國共產黨跨過長江天險，取得瞭渡江戰役的勝利，攻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迫使國民政府遷都廣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路線，攻克西南、華南，而把大陸全境收入囊中。此外，中國共產黨對蘇聯老大哥也沒有一味地討好、退讓。在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新中國不僅與蘇聯簽訂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拿到瞭大量的蘇聯援助，並且還廢除瞭沙俄時期與舊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收復瞭長春鐵路、中東鐵輪、旅順港以及大連的一切主權和治權。
在赫魯曉夫掌權時期，毛澤東厲聲拒絕瞭赫魯曉夫想在大連、旅順駐軍並建立長波電臺的主張，並說出瞭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我首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中國共產黨人”。此言已經表明瞭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國傢、民族利益為先，意識形態其次。
在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期，解放軍在1969年與蘇軍在中國黑龍江的珍寶島爆發瞭激烈的武裝沖突。中國軍人再一次用鮮血捍衛瞭國傢主權——日本、美國等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傢企圖染指中國主權，是癡人說夢。印度這樣的所謂“亞非拉友好同盟國傢”企圖染指中國主權，也是癡心妄想。就連蘇聯這樣的所謂兄弟國傢企圖染指中國主權，也照樣讓你有來無回。
此後，中國共產黨為瞭國傢利益，逐漸疏遠蘇聯，而與美國接觸，促成瞭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及1979年元旦與美國正式建交。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1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是從難產到誕生，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當中，“國傢利益、民族利益優先於意識形態”逐漸成為瞭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共識，這才讓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直至今日的輝煌成就。做一個假設，假如中國共產黨一直是由“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這一類國際主義左人漢奸執掌，中共能建政嗎？即使建政瞭，又能廢除沙俄與舊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嗎？又敢拒絕赫魯曉夫的不軌企圖嗎？又敢與大兵壓境的蘇軍武力對抗嗎？
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什麼？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指出瞭“兩個先鋒隊”作為回答——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兩個先鋒隊”的定義，短短幾十個字卻是內涵豐富——涵蓋瞭民族、國傢與階級，而“同時”二字體現瞭其涵蓋的三要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弱小到強大，就是因為發揮好瞭這兩個先鋒隊的作用。最初，中國共產黨隻把自己定義為代表工人利益的階級黨。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講民族和國傢，也就自然脫離中國的實際、不顧中國民眾的利益而屢遭失敗。後來，中國共產黨變成瞭代表國傢利益、民族利益的國傢黨、民族黨，也就自然將其命運與國傢、民族的命運以及中國的國情與實際緊密結合而走向一個又一個勝利。因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今日的輝煌成就，主要靠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
今時今日，有一部分自詡為擁護黨的人，非常喜歡鼓吹所謂“一切矛盾都是階級矛盾”、“民族主義就是納粹、法西斯”等謬論，進而鼓吹“全球主義”、“女拳主義”等等。他們心中無民族、無國傢，甚至無倫理道德，隻有階級，完全就是“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的靈魂附體。對這些人，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