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北師大女子附中校長卞仲耘之死

編撰:白鷗

【前言】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於安徽省無為縣,女,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6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正文】

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卞仲耘被毆打致死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瞭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瞭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該校沒有設置校長職位),和其他四位學校負責人一起,被該校紅衛兵揪到大操場上,戴高帽,掛黑牌,遊鬥、勞改的同時,又被亂棒橫掃,個個遍體鱗傷。她們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裡,當頭淋瞭屎尿。宿舍樓的白色墻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卞仲耘在副校長中排名第一,被視為‘黑幫頭子’,被毆打最重。經過三個小時折磨,到下午五時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臺階上,仍然有紅衛兵繼續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臟物,大聲咒罵她‘裝死’。

到瞭晚上七點多鐘,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瞭北京市委,終於把卞仲耘送到馬路對面的郵電部醫院。這時,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蓋住,上面還壓瞭一把大掃帚。醫生檢查時,卞的屍體已經僵硬,死亡多時瞭。這就是全國第一個無端被暴力毀滅的無辜者!

最後,在紅衛兵負責人要求下,醫院開具瞭卞仲耘的死亡證明書上,但在死因一欄,填上瞭‘死因不明’四字。

宋彬彬道歉讓紅衛兵的歷史終結瞭嗎?

作為一個符號,宋彬彬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1月12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傢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在道歉的這些學生中,最為人關註的是66屆學生宋彬彬。

“作為一個符號,我經歷很多……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宋彬彬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

宋彬彬(宋要武)到底是一個什麼符號?她的道歉是否意味著紅衛兵的歷史終於可以終結翻篇瞭?

●1966:從女中學生宋彬彬到革命小將“宋要武”

事實上,最讓宋彬彬為人熟知不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的身份,而是她的另一個名字——宋要武。

正因為這三個字,在很多人看來,她的道歉,意義比此前紅衛兵們的道歉來得更重要,更“具有指標意義”。

宋彬彬出生於北京,1960年到1966年曾就讀於北京師大女附中。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宋彬彬日前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

事實的確如此。因為“宋要武”,這個48年前還不到二十歲的女生戲劇性的成為文革學生領袖的“符號”,宋彬彬也因此成為最著名的紅衛兵之一。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等率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赴天安門,參加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袖章。毛澤東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以顯示“不要紅裝要武裝”的不分男女的紅衛兵戰鬥精神。

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一文。

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瞭此文,文章稱:“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瞭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瞭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起來造反瞭,我們要武瞭!”

●宋要武:毛澤東“欽點”的紅衛兵符號

雖然宋彬彬本人多次否認改名為“宋要武”,但因毛澤東的“欽點”,這三個字註定影響歷史。盡管據宋彬彬事後回憶,這篇文章並非她自己所寫,但從那以後她在學校收到瞭許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給“宋彬彬”的信。

至此,宋要武聞名天下,成為當時紅衛兵的符號。

《經濟觀察報》曾刊登作者傅靖生的自述文章,在毛澤東“欽點”的第二天:“一列紅衛兵闖進電影學院,高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你要是敢說黨不好,馬上讓你見閻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你要是不革命,就罷瞭你的官!滾你媽的蛋!’”

媒體人周志興曾在微博回憶,“今天是八一八,45年前的今天,就是此刻,我和幾十萬的大中小學生一起,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那一輪紅日從天安門城樓升起。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從此之後,‘文化大革命’之火蔓延全國。這是十年浩劫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在這天,毛對一個中學生宋彬彬說:要武嘛!數千萬學生就這樣沖殺起來。”

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衣服。王晶堯攝於1966年8月6日(卞遇害第二日)。

●卞仲耘:不能被遺忘的紅衛兵運動犧牲品

與“宋要武”這個“十年浩劫”的標志,紅衛兵的符號相對的,是一個叫“卞仲耘”的名字。卞仲耘作為“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學生打死的第一位校長,今天已經是紅衛兵運動犧牲品的符號。

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6月2日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貼出瞭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卞仲耘在內的校領導作瞭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為“劉進、宋彬彬”。

兩個多月後,該校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運動。被打的“黑幫”包括卞仲耘在內的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強迫他們戴高帽子,給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瞭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用開水燙他們,等等。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

1966年8月5日,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學生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穢物,直至死亡。卞仲耘時年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瞭十七年,她當時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據師大女附中1968屆高中校友王友琴文章回憶)。

次日,卞的丈夫王晶堯到西單百貨,用盡所有積蓄買瞭部相機,拍下瞭妻子佈滿傷痕的遺體。2008年采訪他的記者徐星回憶,當問到他為何這樣做,王晶堯先生沉默良久,說:“我要記錄歷史,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暴行。”

據《快樂老人報》2012年6月14日文章《卞仲耘:紅衛兵運動第一位殉難者》,王晶堯後來在傢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瞭一個靈堂,他把卞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瞭傢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

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78年一直告到89年,卻沒結果。

●一場光天化日下隻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犯罪

2004年,王友琴又發表瞭《卞仲耘之死》一文,直指宋彬彬是導致卞仲耘死亡的紅衛兵暴力事件的負責人,證據是在郵電醫院為搶救卞仲耘而向醫院作保的七人名單,稱“這七人中有六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但宋彬彬回應,七人名單的首位是老師李松文,宋彬彬的名字則排在最後。

在此次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主題聚會上,宋彬彬的原話是“我要向老師們道歉,為瞭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道歉,為瞭40多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校友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道歉”。

事實上,關於卞仲耘的死與宋彬彬的關系,直至今天依然爭議不斷,一如當年不到二十歲的孩子到底應對文革負有多大責任,沒有定論。同情宋彬彬的人認為,當時的歷史條件罪責不應該由一個人來背負一生。

網友“楚人老k”評論,“宋彬彬隻能算是那場浩劫中隨波逐流的小魚小蝦,真正的罪人卻從未被釘上恥辱柱。所謂某某幫,沒有一人是真正意義上的決策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也認為,“在很少懺悔,也很少接受懺悔的國度,這已經很不容易。宋彬彬是批卞校長的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但並無證據表明她直接參與瞭打人。”

當年不少紅衛兵都批鬥、毆打過自己的老師和鄰居,但公開道歉的卻隻是少數人,更多的人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則一直保持著沉默。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徐雅興回顧那段歷史時說:“我們清醒,卻又糊塗,我們造反,卻又盲從……隻要是毛澤東說過的,指示過的,甚至暗示過的,我們都會為之肝腦塗地。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錯瞭時,我們的痛苦比別人深重一百倍……”

●人生和歷史一樣都曾經歷打扮

四十年過去瞭,自1980年代赴美留學以來,宋彬彬改瞭名字並低調的在美國生活瞭27年。據網友“焦振予artist”,“2003年,原北京101中學68屆高中畢業生卡瑪(美籍)在美國拍攝瞭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宋彬彬接受采訪,第一次公開聲明,文革中她從未參與過打人、抄傢、破四舊等暴力行動。”

媒體報道,2007年9月,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為北師大女附中)在慶祝建校90周年時,將宋彬彬評為90名“榮譽校友”之一。

網上出現的該校《輝煌90年》畫冊中,將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向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和同年8月5日被該校紅衛兵打死的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的照片,對頁放置。在當時被網友大量批評,“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卞的丈夫王晶堯當時也對此表示瞭抗議。

據報道,該校曾在網站上詳細列出瞭宋彬彬入選“知名校友”的資料。一個名叫陳征的人推薦宋彬彬,推薦詞如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在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後出國求學、工作,研究生學歷。”

在“個人簡介”中寫道:宋彬彬在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後響應國傢號召去內蒙插隊;十年動亂後,出國求學、工作。

●但歷史不會被所有人永久遺忘

“榮譽事件”引起極大爭議,宋彬彬撰文澄清並表示:“我終於明白,試圖通過一次校慶活動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麼幼稚;同時也認識到,實驗中學的校慶之所以會演化為一個事件,是因為它再次觸動瞭文革受害者心中難以愈合的傷疤。……我逐漸認識到,盡管文革是全國性的運動,但具體到我們學校,這張大字報實際上起的是拉開學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參與寫瞭,就應當承擔責任。”

在昨日的主題聚會後,宋彬彬在接受《新京報》采時也說:“我想的終於有一個機會跟老師道歉瞭。對這個機會我盼瞭很久。我們都這麼大歲數瞭,今天你們也看到瞭,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瞭,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瞭。”

●宋彬彬的道歉能終結紅衛兵這段歷史嗎?

歷史走到今天,文革的參與者,都無法逃避一次來自自我和歷史的審判。

“其實我們這次站出來的是一個群體。八五事件作為文革中的標志性事件,必須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傢的願望。”宋彬彬在昨日的主題聚會上說。

南方都市報微博評論,“盡管久因‘不認賬’而遭非議,但這次宋彬彬仍不承認是殺人兇手,其責任僅為未能有效阻止同學施暴。真相到底如何,相信終會大白,而能懺悔已屬善莫大焉。”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宋彬彬的道歉依然“辯解很多”,但她走出瞭個人懺悔的第一步。肇始於民間的檢討文革潮是立足於心靈自省的,其燎原之勢或將促進中國人認識罪並從“惡循環”中更新過來。

但紅衛兵個人的道歉不應是“文革懺悔潮”的終結,更不應是對文革審判的終結。殘害卞仲耘等受害者的兇手為誰至今無果,受害者至今也沒有獲得賠償。而宋彬彬本人也談不上是紅衛兵運動的真正責任人。

正如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在微博指出:“終於等到瞭期待已久的宋彬彬道歉。雖然姍姍來遲,終究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但個人道歉,隻是一種社會倫理層面的自我修復。我們更期待的,是來自體制的道歉,因為隻有後者,才是文革的發生的真正動因,也是防止文革卷土重來的關鍵。”

劉進的道歉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來賓、老三屆的校友們:

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冒著嚴寒來到學校,參加這個聚會。感謝母校老領導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謝現任領導為我們提供場地和方便,讓我們終於實現瞭這個盼望已久的師生見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長塑像的會議室裡,回顧48年前發生的那場劫難,校園秩序大亂,師長被批鬥,學生鬥學生,黑白顛倒的行為卻被奉為革命,直至發生瞭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殘酷事實!我的內心充滿懊悔和痛苦。

是卞校長的死,讓我猛然驚醒,我多次問自己,這就是革命嗎?革命的目的是什麼?

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對不起胡校長、劉校長、梅主任、汪主任,對不起受到傷害的老師、同學們。

這種負疚感,讓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上面,歸結到運動中的身不由己,或者歸結到教育路線,我應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

因為,是我領頭在學校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導致校園秩序大亂;是我,作為工作組期間任命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在工作組撤走以後,沒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發起遊鬥校領導過程中學生發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長不幸遇難。

我要借此機會,向老師們表示道歉,為瞭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們造成的傷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和他們的傢人表示道歉,為瞭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

我也要向校友們表示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你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而道歉。最後,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8-18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瞭你的人生。

我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同學們,是你們打破禁忌、提供瞭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實情況,是你們刻骨銘心的自身經歷,幫助我在調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面中,接近和尋找到真相。

我感謝許多出身平民傢庭的同學,你們文革前受壓抑,文革中受打擊,你們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對階級鬥爭教育的危害有瞭更多更具體的瞭解,幫助我打開視野、換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觀照自己時,有瞭更大的勇氣和持久的動力。

在對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1、文革和歷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瞭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采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長死於校園裡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麼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瞭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

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3、階級鬥爭教育強化瞭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瞭學生的分化,埋下瞭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瞭學生鬥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瞭今天。

4、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於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傢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傢才有安定。

我認識到,直面歷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為瞭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喚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進和解。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尊重、寬容、互助和大愛,才能使侵犯人權、踐踏生命的悲劇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後我想說,我愛我的母校,愛我的老師,我愛我的同窗校友,感謝你們給我這個道歉的機會。

謝謝大傢!

宋彬彬的道歉

今天我特別激動,很早就盼望有這樣一個見面會瞭,但沒想到會這麼快。我還不到70歲,在座的老師都比我年長,許多老師年高體弱,如朱學西老師都近90高齡瞭,還冒著嚴寒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感動。

謝謝老師們,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和老師同學們見面,謝謝你們能聽我在四十多年後說的一些心裡話。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瞭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瞭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在工作組撤走一周後,校園裡發生瞭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瞭,以為不會有事瞭,自己也走瞭。

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瞭錯誤,我們也跟著犯瞭錯誤,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二是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瞭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傢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瞭紅袖章。毛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事後光明日報記者來學校采訪,要我寫文章,我說就那幾句話,沒什麼可寫的,當時還有別的同學在場。

沒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瞭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立即傢喻戶曉。

短短幾天內,暴力橫掃全國,不但造成無數的傢破人亡、生靈塗炭,還帶來瞭國傢精神、文化、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而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機會,在瞭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傢、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是2003年回國的。回來後,參與瞭劉進、葉維麗等對學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在這十年中,見到和拜訪過梅樹民老師、劉秀瑩老師、李松文老師,我的班主任趙克義老師和多位文革時在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這個過程促進瞭我對文革的反思。

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對老師和校領導表達瞭道歉,而老師們的寬容體諒又讓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學西老師,曾對我們說:“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麼負擔,否則我們一輩子受害,你們一輩子也受害瞭。”

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為瞭讓醫院盡快搶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四十多年後,為瞭澄清事實,再次作證。劉秀瑩、梅樹民二位老師對我們既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真心的愛護,對於我們的調查文章逐字逐句審核批改,這份關愛一直持續到他們生命的盡頭。如果他們能參加這個見面會,該會有多高興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師,也能聽到我們真心的道歉和感謝。

我是1960年考進女附中的,從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關鍵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過的,老師和母校給我留下瞭許多美好的回憶。這六年中,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樹立瞭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瞭我的清白,老師們更是鼓勵我要實事求是,正直坦蕩地度過晚年。

反思我的一生,雖然坎坷曲折,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

今天,我能面對當年的老師和他們的傢人說出多年來我一直想說而又沒有說的話,是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瞭什麼,重要的是,一個國傢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

如果忘記瞭過去的悲劇,忘記瞭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傢的願望。

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再次說聲,謝謝老師們,謝謝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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