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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笑蜀
燕京大學抗戰，是中國知識分子抗戰的最好寫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高地。在那個苦難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畏縮，沒有逃避，沒有失職。他們與整個民族共浴血與火，用無畏的犧牲，成就瞭自己的光輝和偉岸。
誰說書生弱無骨，且聽燕園風似刀！
堅韌的蘆管
最後一課
1941年12月8日清晨，濃雲密佈，寒風刺骨。四一班新生張澍智走出和暖的女生宿舍，急步穿過覆蓋著積雪的小路，走向睿樓去上星期一早晨的第一節課－－地質課。晨光中的燕京校園一片靜謐，路兩邊的松樹叢散發著沁人肺腑的陣陣清香。張澍智一路上背著拗口的地質名詞，為的是應付老師提問。老師是一位白發蒼蒼的美國教授。開講不到十分鐘，老教授剛剛把一張地圖掛到黑板上，突然一陣刺耳的馬達聲劃破瞭肅穆的校園氣氛。同學們不約而同地站起來，探頭朝窗外望去。隻見身著土黃色軍服的日本憲兵正駕著摩托在校園穿梭。
這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形，令同學們面面相覷。隻有老教授鎮定如初，繼續授課，仿佛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直到講完一個單元的內容才坦然對大傢說：
“同學們，再見瞭，多保重！”
時隔多年，張澍智才明白，其實當時老教授已經知道日本向美國宣戰，他也一定料到日軍的集中營將折磨他的風燭殘年。幾十年過去瞭，老教授那滿頭銀發、迎風佇立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張澍智的心中。
比張澍智高三級的西語系學生趙鳳章這時正在適樓聽澳籍教師密斯捷克講文學課，課上到一半時間，教務處一名職員趕來宣佈下課，要大傢到貝公樓大禮堂開會。接著鐘亭傳來瞭急劇的、連續不斷的鐘聲。
風清月明、弦歌不輟的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對燕京學子來說，接下來的日子，無疑充滿瞭屈辱和恐怖。
“我至今還記得宣佈燕大被封閉的那天夜晚，我從女生宿舍二樓的窗戶向下看到：日本侵略者肩扛長槍、刺刀在月光下閃著逼人的寒光，趾高氣揚地踏著鐵蹄走過。”
也是四一級新生的鄭俊秀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心中默默地想：總有一天我們會把日本侵略者趕出燕京、趕出中國！”
書生殺手
劫難其實遲早要來。原因很簡單，就在日軍臥榻之中，在北中國的政治中心，居然有一個抗戰孤島，每日每夜都在醞釀著新的抗日傳奇。
這個抗戰孤島就是燕京大學。一群白面書生，竟成瞭赳赳武夫的噩夢。
1939年1月1日，北平市西城九道灣周作人宅院。兩條漢子在傭人的高聲通報中昂首而入，正在接待客人的周作人趕緊起身示意。兩條漢子卻不答話，其中一位拔槍就射，毫無防備的周作人應聲倒地。兩條漢子以為大功告成，隨即從容撤出。
那兩個刺客，其中一個就是來自天津的燕京大學三八班學生范旭。他和同窗宋顯勇都是天津“抗團”燕大小組成員。聽說周作人要出任華北偽政府教育督辦，“抗團”燕大小組氣憤不過，決定對周執行死刑，殺一儆百。孰料周作人命不該絕，居然隻受輕傷。倒是天津“抗團”因叛徒出賣，損失慘重，多名成員被捕犧牲；燕大“抗團”小組卻幸免於難，范、宋二人安然脫身，轉入之江大學就讀。
還是1939年。一個月黑風高的冬夜，幾條漢子悄無聲息地靠近北平清華園車站，給鐵軌安上一個神秘的裝置，然後迅速撤離。他們的背影消失不久，一輛日本軍列便搖曳著閃閃寒光呼嘯而至，隨即地動山搖——軍列脫軌瞭，麻花一樣地扭倒在路旁的碎石上。一時間警笛大作。
那幾條漢子，全部出自燕京大學。據燕大機房工人蕭再田回憶，當時由燕大總務長蔡一諤牽頭，吸收他和燕大美籍教授夏仁德、燕大英籍講師林邁可參與，共同組成燕大“破交隊”，蕭再田曾奉命制造兩隻“脫軌器”：用一個三角鐵緊卡在鐵軌上，敵人火車經過時，因一邊軌距加大，另一邊的車輪就會脫軌，造成翻車。那天晚上的行動便是他們蓄謀已久的破交試驗。試驗成功後，他們立即把“脫軌器”制成樣品，輔以詳細說明，由交通員送往解放區。知情人郭心暉稱，“脫軌器”在解放區“起瞭很好的作用”。
甚至，連燕京大學頭面人物司徒雷登，也一度直接插手“武裝鬥爭”。蕭再田回憶，有一天，司徒雷登單獨找到他，問他能否炸掉石景山發電廠，並表示自己有辦法弄到炸藥。但可能是考慮到風險過高，司徒雷登不復言及，此事不瞭瞭之。
實事求是地說，諸如暗殺、破路這樣真刀真槍地幹，在燕京大學並不多見，因為這對書生來說不過是以短擊長，隻能在不得已時偶一為之。書生擅長的唯有無聲的抵抗。
存在即反抗
無聲的抵抗在燕京大學如水銀瀉地。這當然大有來頭。
本來，燕京大學可以效法兄弟高校，七七事變之初即輾轉內遷。燕京大學最終沒有內遷而是留在淪陷區，一度令許多朋友不得其解。1933年畢業於燕大社會學系的費孝通就憂心不已，特地從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致函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批評其留守決定，說這個決定違背瞭中國政府關於阻止日本勢力在中國生根的原則，日偽政權將利用這件事鼓吹中日友好，從而斷送燕京大學的美名。
美國政府也要求在華的美國平民迅速撤離，凡不肯撤離者，後果自負。
其實在更早以前，即1935年中日《何梅協定》簽訂時，司徒雷登已經預見平津不保，為此已經開始考慮燕大去留。雖然經過反復權衡，選擇瞭留守，但迫於內外壓力，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搖擺不定，懷疑留守是否得當。是他的朋友兼同事高厚德的一席話打動瞭他。高厚德說，燕大的最高理想是為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單純為某個政治勢力或某個政府服務。“在人類中生活中有許多基本的關系，政治關系隻是其中的一種。”所以燕大必須在淪陷區堅持下來，為淪陷區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他舉例說，當年耶穌並沒有設法逃出古羅馬人的統治，而是在壓迫中繼續他的事業和使命。
司徒雷登深以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執仗上前線，就地反抗也是一種反抗，而且是一種更堅韌、更無畏的反抗，這成瞭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瞭燕京大學的共識。燕京大學從此義無反顧。
燕京大學校門
燕京大學之堅守淪陷區，於淪陷區人民無疑是及時雨。
四0班學生王汝誥回憶說：
中學畢業，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當時祖國半壁河山已經淪陷，設想在敵偽統治下的學校中學習，根本無法考慮。而國立大學都已經遠遷內地。心向後方，但要穿越戰爭的封鎖線，傢中父母又不允成行。
幸好，還有燕大可供王汝誥選擇。
四一班學生潘超最堅決，當時他隻填報燕大。如果考不上，他就決心不上學瞭。為此他還跟父母吵瞭一架。他為什麼非此不可呢？答案很幹脆：“因為燕京大學不受日本侵略者的控制。”
四一班學生樂靜芳的回憶最具戲劇性，也最典型：
1937年，我剛從師大女附中畢業，北平淪陷瞭。我不願到日本人接管的母校繼續念高中。過瞭一個多月，同學們來勸我，說老師都是原來的，沒有日本人。於是我復學瞭。誰知過瞭不久，增設日語課，來瞭個日本人。我看著她就不順眼，別說學她的語言瞭。到瞭期考我又不屑於抄襲，成績單上第一次出現赤字40分，我大哭一場，為瞭升級，隻好對付著補考及格瞭。在壓抑苦悶中熬過瞭三年，撫養我的姑母給我介紹對象，讓我結婚。畢業後到底向何處去呢？1940年春天，附中校友，燕京37級的學長李壽朋等人邀請男女附中畢業生初訪燕園，對燕京生活作瞭吸引人的介紹。我認為這是可以避開侵略者幹擾而安心學習的一片綠洲。於是我放棄瞭保送師大的機會，毅然報考瞭遠離政治的燕大醫預系。
樂被錄取瞭，但成績不出色，沒有獎學金。傢裡又無力供養，便索性休學一年，來年再考燕大文學院，又被錄取，得瞭250元獎學金，順利入學瞭。
在中國政府和中國教育機構已悉數內遷，無力為淪陷區人民提供教育服務的情況下，要麼不接受教育，要麼被迫進入日偽控制的學校，接受奴化教育，本來隻有這種兩難選擇的淪陷區學子，因為燕京大學的堅守而有瞭新的選擇，在那個時代是最不壞的選擇。這難道不是一件讓人喜出望外的事麼？
也就難怪初入燕園的學子們要興奮莫名瞭。四一班學生宋汝棼回憶：
當時，日寇侵占北平已經四年有餘。從北平東城的燈市口大街來到燕京大學，確實感到像走進瞭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在燕大校園裡，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藥旗，看不到端著刺刀、耀武揚威的日本憲兵，看不到“大東亞共榮圈”、“強化治安”的標語，聽不到從電影院、日本料理傳出來的怪裡怪氣的靡靡之音。這裡另有一番天地。在寧靜的校園裡，盡管同學們有著不同的信仰和志趣，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卻是共同的。
燕京大學成瞭不甘做亡國奴的淪陷區學子的寄身之所。燕大奉行的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招生規模很小，每年不足百人。但現在不同，為瞭最大限度地滿足淪陷區學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規模急劇擴張，1938年7月錄取新生605人，為歷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學生的註冊人數達到瞭創紀錄的1128人。以至於宿舍不夠用，體育館樓上、宿舍樓頂都做瞭宿舍，魯東林的第一個學期就住在樓頂，每學期宿舍費隻收兩元。
三八班學生湯慶之對此不勝感慨，說：
當時北平國立大學內遷，不能逃出敵人占領區的青年學生，為逃避敵偽的威脅利誘和奴化教育，最理想的園地就屬燕大瞭。而燕大也想盡辦法，擴大招生，負起愛國使命，滿足青年入學的要求。這在燕大校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選擇燕京大學就意味著不與占領當局合作，選擇燕京大學就意味著拒絕奴化教育。這樣一來，燕京大學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屈的象征，就是一種反抗的象征。
燕京大學以行動詮釋瞭她的獨立和高貴。反對燕大留下來的聲浪至此完全平息，甚至一些本來已經離開的校友還自願回到北平，幫助燕大度過她歷史上最為困難的時刻。
燕大留下來的決定，也得到瞭中國政府的支持。身為燕京大學最高負責人的司徒雷登，一直跟中國政府保持熱線聯系。並在七七事變之後的四年中，每年必赴陪都重慶，與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會晤。
所有這一切，占領當局統統記錄在案。但地下抵抗的暗流深不可測，更令占領當局如芒在背。
那些地下抵抗的核心人物，無一不是燕京大學的高層人物。
笑蜀釆訪侯仁之先生
燕園四人行
夏仁德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個傍晚，燕大學生鄭庭椿到未名湖畔散步，形單影隻，愁緒滿懷。他早就厭倦瞭淪陷區的生活，想逃奔大後方，又苦於無人援手。恰在此時，他邂逅瞭心理學教授夏仁德。夏仁德似乎一眼窺破瞭他的心事，當下就邀他在湖濱火神廟坐下長談。
我們越談，我的心裡就越開朗。他盡力鼓勵我趕快到自由中國的大後方去，別再留戀燕園瞭。最後他說，路費若有困難，他可以代為籌措。我當時正在戀愛中，但夏師的一席話的熱情鼓勵使我真正懂得生命、愛情、自由三者的關系，得到瞭自由，反而能牢牢地保住生命和愛情。我頓時感到好似在苦海的孤島上獲得救星一樣，心裡充滿瞭光明、希望和對自由的渴求。於是我積極作南返的準備工作。
數十年後，鄭庭椿這樣回憶道。那次長談的情景，似乎歷歷在目。
過瞭不久，也是一個黃昏時刻，仲夏夜的未名湖顯得特別秀麗。夏仁德再度與鄭庭椿相約湖濱，贈給鄭庭椿三百元路費。“當我雙手接到支票時，我深深地感到他贈給我的不是一紙薄薄的支票，而是一顆滿腔熱愛中國、熱愛自由的堅實偉大的心！”鄭庭椿說。這年7月14日，鄭庭椿悄然告別燕園，偕十四位燕大師生自北平逃出，輾轉趕赴昆明。
後來鄭庭椿才知道，夏仁德在燕大做瞭許多地下工作。在那個月黑風高的冬夜帶著“破交隊”顛覆清華車站的日本軍列，則是夏仁德漫長地下生涯中的一個小鏡頭。
夏仁德跟中共的關系尤為悠遠。多年來，他在燕園的傢一直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重要據點。燕大出身的陳翰伯回憶，“1935年，正是‘一二·九’運動來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國進步學生。他不發表講演，他沒有寫過文章，他是用行動來支持我們的。他知道我們需要安全的工作環境，他把他傢後門的鑰匙交給我們，答應晚上午夜時分，可以在他傢樓下客廳裡辦事，隻是告訴我們，白天不要來，晚上不要有女同學來。後來，我們利用這裡辦瞭很多事情。有些黨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們就帶來藏在地毯底下。”
有件事一直讓陳翰伯感到愧疚。地下組織的幾個男生都是吸煙的。整個晚上在這裡噴雲吐霧，污染很厲害。夏仁德每天晨起，一定要打開窗子，通風半小時，把煙氣驅除幹凈。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護而躲過瞭當局的追捕。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傢裡避難。後來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的黃華，更是夏仁德的嫡門弟子。當黃華秘密離校，投奔延安之後，校務會議曾討論要不要給黃華發文憑。夏仁德力排眾議，全力為自己心愛的學生辯護。他說：我在中國多年，黃華是我教過的最好的學生！
從1940年起，根據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領銜主持燕京大學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地理學傢的侯仁之，則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員會副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使命至關重要－－當時燕京大學能否取得成功，可以說一半因素取決於這個委員會：燕京大學的主要工作是把淪陷區的知識青年培養成戰時中國緊缺的人材。而怎樣把已經培養成材的燕京學子輸送到大後方和解放區，輸送到抗日戰爭最需要的地方，這個任務就主要由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來完成。
這才有瞭鄭庭椿與夏仁德在未名湖畔的兩次相遇。
三六班學生陳封雄也因夏仁德的資助而成功逃奔大後方。陳封雄回憶：
當我於1940年畢業時，司徒雷登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對我說：“有一兩個美國教授願意資助你的旅費，送你到大後方去。因為他們知道你會畫，這對抗戰的宣傳工作會有用處的。”我問是哪些教授，司徒雷登說他們不願意說出姓名。後來我瞭解到夏仁德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是他指定資助我和李炳泰同學。
逃奔大後方的燕京學子固然所在多有，逃奔解放區的燕京學子也不少見。侯仁之回憶，當他策劃第一批學生南下時，中共燕京地下組織負責人向他建議，也應該送一批學生去根據地。並說根據地就在西山，去也方便，而且那裡很需要知識分子。侯仁之表示贊同，兩人就一起去見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無保留地支持，並要中共燕京地下組織負責人和侯仁之共同負責此事。從1940年冬到1941年夏，經中共燕京地下組織安排，由侯仁之具體聯系，從燕京大學挑選瞭三批共十多個學生分赴解放區。中共地下組織並要求學生成行之前，統統註射一種防疫針，以避免把傳染病帶到解放區。但又不敢公開註射，於是常常借用夏仁德住宅，乘夜深人靜之際，請校醫吳繼文為學生註射。
無論是去大後方還是去解放區的燕京學子，如侯仁之所雲，“他們離校後的經歷雖然各不相同，但每個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中，做出瞭自己的貢獻。”
他們的軍功章裡，當然有著夏仁德的功勞。
最讓燕京學子不能忘懷的，是1941年12月8日夏仁德非同尋常的舉動。他的人性在生死之際、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竟然展現得那樣純粹，那樣光彩奪目。
那天早上，當教務處職員趕到適樓二樓的教室宣佈下課時，正在這間教室的三八班學生趙鳳章沒有跟大傢一樣按要求到大禮堂開會，而是馬上跟地下組織聯系，收回一批“禁書”和文件準備銷毀。回到宿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驚失色，立馬直奔夏仁德住宅。原來，燕園“民先隊”曾將整整一個柳條箱的內部資料交由夏仁德保管；這事就是趙鳳章辦的。現在日軍占領燕園，很可能掘地三尺，而一旦從夏仁德傢裡搜出那個柳條箱，後果不堪設想。必須搶在日本人之前把柳條箱毀掉。
趙鳳章火急火燎地從宿舍三樓下到一樓，卻被傳達室的工友迎面攔住。“趙先生，你的電話。”趙鳳章不耐煩地接過話筒，從話筒裡傳出一個熟悉的聲音，夏仁德的聲音！機敏的趙鳳章馬上反應過來，改用英語跟夏仁德通話：“我是趙鳳章。”夏仁德單刀直入：“你的東西我可以燒掉嗎？”趙鳳章趕緊說：“當然可以。我正要去你府上把它們拿回來呢。”“這麼多東西，你怎麼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燒掉算瞭。”
柳條箱裡的資料付之一炬，趙鳳章等一幹學子安然無恙，夏仁德卻為此付出瞭代價－－預見到美日戰爭即刻爆發，燕京不保，燕京校方部署一批知名教授和技術人才緊急撤離。那天早上夏仁德本來要走，計劃和另外兩個外籍教授去解放區。但他想到那個柳條箱，便改變主意，留瞭下來。
這實際上是坐等虎口。
縱然面臨虎口，夏仁德心中掛念的仍然隻有他的學生，盡力幫助被日軍趕出校園的女生運送行李。親歷此景的張澍智回憶：
從女生宿舍到姊妹樓，一路上都是手提肩背行囊的女同學。昔日的嬉笑消失瞭，每個人都拖著沉重的步子。突然一隻手接過瞭我背著的鋪蓋卷，回頭一看，想不到竟是DR.SAILER！他當時已經提著一隻大皮箱，但還是把我的行李卷背到自己的肩頭。我緊追著走在他身後，望著他穿著單薄的身軀，微駝的後背和被勁風吹起的稀疏頭發，心中不禁一陣酸楚。
到瞭校門口，他放下皮箱和我的行李卷，又匆匆趕去幫助其它女同學搬運行李。在他轉身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前額上淌著汗水。
就在運送行李途中，夏仁德被日軍認瞭出來，隨即被捕。
今年8月記者專訪侯仁之，談到夏仁德，老先生熱淚盈眶，說： “一個人那麼高尚，如果你不是跟他相處，你真的很難相信。”
但高尚往往並不是通行證。1950年8月，雖然高尚卻不幸背著特嫌惡名的夏仁德被迫返回美國。時隔六年，一位燕大出身的中國外交官出訪巴基斯坦，意外地在那裡與夏仁德重逢。這時夏仁德已放棄瞭自己鐘愛的並且已卓有成就的教育學和心理學，而是改教英語瞭。而這一切，竟仍然隻是為瞭中國！他告訴那位外交官，新中國成立，你們有自己的新教育理論，我過去教授的教育學和心理學用不上瞭。但是英語，你們還是需要的。我學點英語教學，對你們可能有用。他曾經申請訪華，但得不到美國國務院的批準。於是他選擇瞭巴基斯坦，他想，直接去中國做不到，到瞭中國的鄰國，總還是有辦法可想的吧。
此時的夏仁德，已經年過花甲。
中美恢復邦交後的1973年，苦等二十餘年、望穿雙眼而始終不肯死心的夏仁德，終於等來中國的大紅請柬。這年五一節，夏仁德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的接見並參加瞭宴會。當晚，夏仁德對兒子亨利說：
“這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一天。”
這話成瞭他訪華期間的口頭禪。在訪華的最後一天，他又對亨利說：
“就是我現在死的話，也可以瞑目瞭。”
侯仁之夫婦看望夏仁徳夫婦
林邁可
如果說夏仁德為抗戰中國輸送人才居功至偉，那麼燕大英籍教授林邁可對抗戰中國的貢獻，則主要在於戰爭物資的輸送。
林邁可是名人之後。乃父曾任貴族院議員，受封勛爵。林邁可本人也是名校出身，風流倜儻。中國全面抗戰爆發時，林邁可剛從牛津畢業一年，奉派前往燕大，幫助實施牛津試行的新式教學制度－－導師制，與白求恩同船赴華。到燕大後，林邁可住進臨湖軒司徒雷登寓所。他選收瞭八名導師制學生，其中唯一的女生李效黎，一個美麗的東方女子，後來成瞭他的妻子。
來華途中，林邁可與白求恩約定，將來在華北根據地重逢。林邁可很快兌現瞭這個諾言，於1938年夏首次進入晉察冀根據地，與白求恩歡聚。在那裡他親身感受到根據地戰爭物資的短缺。於是利用日本與英美邦交尚在維持中，自己可自由往返上海、香港、重慶等地的機會，設法為根據地代購戰爭物資。燕大“破交隊”成員蕭再田，負責跟他單線聯系。
這年秋季開學後，林邁可花費很多業餘時間，為根據地裝配無線電收音機。有一次還拿出一沓進口化學藥品的訂單，請不知情的李效黎譯成中文。這沓訂單數量極大，讓李效黎好生奇怪。
過瞭差不多一年，李效黎才從林邁可口中第一次聽到根據地的消息。
那是一個靜靜的夜晚，兩人坐在臨湖軒。林邁可突然嚴肅地說：“明天我要去根據地。”
李效黎不假思索地問：“那不太危險嗎？林太太放心嗎？”
林邁可哈哈大笑，說：“哪有什麼林太太！我才二十九歲，還沒結婚呢。”
從此，李效黎時時掛念著林邁可。
從7月11日起，林邁可就從燕園神秘消失瞭，直到九月末燕大開學，仍杳無音訊。李效黎急壞瞭，隻好去臨湖軒找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安慰瞭她一番，答應設法聯系。又過瞭整整兩個月，林邁可突然回到燕園。他立刻找李效黎，卻不是要訴說相思，而是交給她一大沓進口藥品的外文瓶簽，要她一律換成中文譯名，準備送往解放區。
1941年6月25日，剛剛領取瞭法學學士學位證書的李效黎，與林邁可舉行瞭正式婚禮，然後到西山一傢旅館度蜜月三天。婚後的林邁可夫婦全力投入支援根據地的工作。
林邁可支援根據地，主要從兩個方面：一是從香港、上海等地購買根據地奇缺的藥品和電訊器材；二是為改善根據地的通訊條件，裝配一批無線電收發報機。
七七事變後，二十九軍匆忙撤出平津，決定把來不及搬運的整整六個皮箱的軍用器材贈給平津附近的八路軍，但一直無法運出。這個任務也落到林邁可夫婦頭上。考慮到器材數量太大，他們決定分批送交。
一天下午，他們借來司徒雷登的專車，裝上兩個皮箱，立即向西山駛去。按照約定，與地工人員在西山溫泉附近一個小廟門口會合。專車僅在溫泉日軍駐地出示一次護照，並未受到檢查。剛抵達小廟門口，稻田中果然出現六個農民打扮的武裝人員，對好暗語，便順利交接。
第二次選在中秋節，那天下午，林邁可夫婦約好夏仁德，還有一位八路軍地工人員，仍借用司徒雷登的專車，一行四人以郊遊賞月為名，將另外兩箱軍需物資送到八路軍手上。
最後一次是12月2日，距太平洋戰爭爆發不過六天。這次仍借用司徒雷登的專車，約好在京西近郊的一座小廟附近碰頭，仍由上次八路軍接收人員接運。
給八路軍送去最後兩箱戰爭物資，當晚林邁可便在燕園主持瞭一次外籍教師茶話會。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應變措施。他預計日美戰爭已不可避免，為使燕大外籍教師免遭鐵窗之苦，他指派與解放區交情頗厚的林邁可邀集外籍教師開會，說服大傢撤到解放區。但會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會後林邁可向司徒雷登匯報，司徒雷登總結瞭許多燕大畢業生在解放區的工作情況，並估算外籍教師中至少應有十五人前往。他特別強調：愛麗小姐懂醫學，是解放區急需的人材；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組織能力，也應該去解放區。然後他用命令的口氣對林邁可夫婦說：
“你們兩人更是非走不可！”
後來幾天一直在高度緊張中度過。12月8日，李效黎很早就爬起來收聽上海一傢英語電臺的新聞節目，卻怎麼也收不到。趕緊叫醒林邁可，林邁可收到上海一傢德國電臺的廣播，得悉日軍空襲珍珠港，立刻決定走。這時夏仁德也急急趕來報告日美開戰的消息，卻因為那隻柳條箱，無法同行。林邁可懷揣一支手槍，開車接到班威廉夫婦。這時剛好早上八點鐘，距日軍包圍燕園隻有兩個小時，林邁可、班威廉兩對夫婦同乘司徒雷登專車，從燕大東校門絕塵而去。
稍後日本憲兵闖入林邁可住所，搜出一臺大型發報機。但人跡全無，日本憲兵氣得砸爛瞭林邁可住所的全部傢具。
林邁可到延安後，任八路軍通訊顧問和新華社對外廣播顧問。並設計制造瞭對外廣播儀器。他用一口經典的牛津腔英語，不斷向全世界報告中國戰場的捷報。
國際友人英籍燕京大學教授林邁可在晉察冀邊區工作
陸志韋
燕京大學有兩個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個是夏仁德，另一個就是陸志韋。
1926年，司徒雷登路過南京，頭一次到陸志韋傢做客，兩人一見如故。次年，陸志韋即舉傢北上，出任燕京大學心理學教授兼心理學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為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根據國民政府規定，外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必須由中國人當校長。
陸志韋隻答應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四年。直到七七事變，燕大出於生存需要升起瞭星條旗，司徒雷登親自出任校長，陸志韋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屬於決策層，協助司徒雷登處理很多行政事務。燕大無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在馮樹功事件中的表現。
1940年冬，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馮樹功騎自行車行經西直門外白石橋時，被一輛橫沖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消息傳來，群情激憤，燕京大學當即以書面向占領當局提出抗議，並在貝公樓大禮堂召開瞭隆重的追悼會。
追悼會由陸志韋主持，他緩緩走上講臺，面色沉鬱。禮堂一片靜寂，難耐的靜寂使與會者倍感壓抑！突然，他用嘶啞的聲音說道：“我……我講不出話！因為我這裡，”這時他以拳捶胸，“我這裡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我相信，不僅是我，在座的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
“我隻覺得當今世界上彌漫著一股貌似強大的勢力，正控制著我們，壓迫著我們，正是這股勢力奪走瞭年輕輕的馮先生的生命，這股勢力一日不消滅，類似的悲劇肯定還會不斷地發生。”
臺下依舊鴉雀無聲，人們似乎隻能聽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頓，他又說：
“看到最近在校內發表的馮先生的遺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樣是新詩愛好者，我和他原應結識為朋友。不幸發生瞭這樣的悲劇，使我今生再也無緣和他相識，談論新詩瞭。”
說到這裡，他喉頭哽塞，熱淚長流。人群中的飲泣，隨之爆發成一片嚎啕大哭！
在淪陷瞭的北平，占領軍殺個把中國人早已司空見慣，中國人隻能敢怒不敢言！唯獨燕京大學，唯獨陸志韋，竟掀起這麼巨大的風暴。在場的日本軍方代表殊為不快，拂袖而去。
這種刺刀下的演說，在陸志韋並非絕無僅有。多年之後的另一番刺刀下的演說，更是驚心動魄。
那是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對燕京大學31位同學發出拘捕傳票。各報也都刊登瞭國民黨當局對全國范圍各大學學生的拘捕傳訊名單，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單”。當天清晨，燕京大學被軍警包圍，並要入校搜捕。當時正是暑假，黑名單上的人，有的畢業離校，有的暑期回傢，也有留校未走的。作為校務委員會主席，陸志韋再度挺身而出，一面與當局交涉，爭取時間；一面采取措施，勸名單上的同學緊急撤離。到名單上的同學都安全撤走之後，陸志韋才與當局正式談判，約法三章：（一）軍隊不入校，徒手警憲進來四十人。（二）隻查人，不查物件；隻查學生，不查學校。（三）隻查名單上的學生，不查不在名單上的學生，他們無論有無嫌疑皆不得逮捕。
談判結束，已是下午4時左右。陸志韋隨即召全校師生到貝公樓大禮堂講話。40名徒手警憲列席旁聽，虎視眈眈。
陸志韋的聲音非常凝重。他說：“今天這樣的聚會，在燕大歷史上還是頭一回。”
“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點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點鐘。所不同的，那一天來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卻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多著吶！”
聽到這裡，警憲們臉色蒼白，局促不安。
陸志韋接著解釋瞭無法拒絕搜查的實際情況，宣佈與當局達成的三點協議，請中外教師監督執行。最後，他激昂地大聲說：
“凡不屬於本案者，無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許逮捕。關於這一點，我用性命來擔保！”
說完，他依舊站在臺上，怒目而視長達幾分鐘。聽眾屏息以待，無人敢置一詞。有人把這個演說用電話轉達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據清華學生講，接電話的人一邊記錄一邊念，聲音在抖，眼淚在流。
會後，40名尷尬的徒手警憲，後面跟著一大群中外觀察者，由校警領路去搜捕黑名單上的學生。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
浩然正氣、於國傢於民族有大功的陸志韋，卻在1952年被指控為“帝國主義分子”，屢歷坎坷。往日風采從此一去不復返。燕大四一班學生盧念高回憶：
大約是在1956年，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有關語言文字的會議，在院子裡碰到瞭陸先生。我緊走幾步想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他雙目前視，神情冷漠地從我面前走過去。我隻好失之交臂。
大傢隻知道陸志韋已判若兩人，卻沒人知道他內心有多苦。隻是偶爾，他才對身邊的親人有所流露。一次走在路上，他對次子卓明嘆口氣，說：
“我有自己也不懂的錯誤，連累瞭燕京人，我是校長啊！有責任卻又無法改變。你也是子承父債，沒辦法瞭。”
陸志韋所受的折磨在“文革”中達於頂點。1970年11月，受盡折磨的陸志韋在孤寒中去世，終年76歲。
陸志偉
司徒雷登
夏仁德、林邁可、陸志韋都是燕大地下抵抗運動的關鍵人物，也是前臺人物。他們的總後臺，即燕大地下抵抗運動關鍵的幕後人物，則是燕京大學之父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對燕大愛國民主運動向來傾力支持，這是有口皆碑的。
1934年，北平學潮迭起，紛紛南下請願，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燕大學生不甘人後，群起響應。代理校務長高厚德召集會議，決定采取強硬手段，制止學潮。但學生對此根本不予理會，南下請願團照舊南下，留校學生則負責把守教室，不準任何人開課。
僵持之中，司徒雷登從美國趕回來瞭。司徒雷登返校之日，也是燕大南下請願團返校之日。司徒雷登立即召開大會。高厚德等高層人士滿以為司徒雷登站在他們一邊；學生也以為司徒畢竟是外國人，不會贊成他們為抗日罷課的。司徒迎著一片狐疑的目光默然肅立，沉吟良久才開口，說：
“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情願瞭麼？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瞭！我聽瞭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瞭。”
說到這裡，司徒雷登已是淚光瑩瑩。師生無不為之動容。漫天烏雲一風而散。
學潮平息後，司徒雷登給學生會的幾個骨幹發瞭請柬，邀他們到臨湖軒喝茶。他笑瞇瞇地跟學生骨幹一一握手，和藹的眼神裡“顯著一團慈母對於兒女的愛意。”他親切地詢問這次愛國民主運動的經過，然後說：“讓我們想想，怎麼辦對我們中國有好處。隻要想得出來，對我們中國有益，我就請教授們跟大傢一起去做。”
司徒雷登在談到中國時，總是稱“我們中國”；在回答自己是哪裡人時，總說自己是“中國杭州人”－－杭州是他的出生地。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外國人。如果說美國是他的父親之邦，那麼中國則被他視作母親之邦。他之一向支持燕大愛國民主運動，固然一方面出於他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另一方面，更是出於他對中國的熱愛，更是因為他把中國人民當作他的同胞兄弟。
於是，每次學潮之後，校務會議討論處罰學生時，總是司徒出面為學生說情。他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學生。不管他們信仰什麼，不管他們做過什麼，犯過什麼錯誤，他們都是他的學生，都是他的孩子。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不同意共產主義，但對燕園的共產黨人一直持寬容和保護的立場。燕大三一班學生劉德偉回憶：
當宋哲元1932年冬派兵半夜來校搜查“共產黨學生”，校務長堅持不許他們進校。有一夜我的同屋整夜未歸，天將曉才回來。我問她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宿舍？她說，校務長見外面的風聲很緊，我們的鄰校清華已有學生被捕。他今夜囑幾名燕大的進步學生領袖將重要文件用不透水的材料包裝好，半夜裡埋藏在地下。
燕園內偶有共產黨員學生被捕，司徒雷登總以自己的名義全力營救，而且沒有不成功的。據燕大學生、長期擔任共產國際情報員的張放回憶，在學校和司徒雷登的“保護傘”保護下，燕大黨支部在燕園幾乎能公開活動。“黨員也發展到五十多人，這可能是北京各大學黨員最多的學校。”
司徒不認同共產黨員學生的政治信仰，但他堅信共產黨員學生熱愛自己的國傢，熱愛自己的人民，是在為自己的國傢和人民服務。在這點上，司徒跟共產黨員學生建立瞭牢固的共識。因為在司徒來說，引導學生服務於自己的國傢和人民，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他說：
“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傢。……我麼不要變成世界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是燕大的校訓。而“服務”的目標，則主要是中國，主要是中國人民。司徒雷登從來不認為燕京大學是所謂外國教會大學，在他的想象中，燕京大學一直為中國、為中國人民而存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才對南下請願的燕大學生說，如果那些學生沒有參與南下請願，就證明他的教育事業是完全失敗瞭。國難當頭而置身事外，一心隻讀聖賢書，這種學生在司徒眼裡完全不可取。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才把抗戰中的燕京大學，辦成瞭北中國的地下抵抗中心。而他，則是燕大幾乎所有重要的地下抵抗活動的發端。
林邁可“一二·八”事變前的全部地下活動，無一不曾得到司徒雷登拂照。司徒雷登甚至避開占領當局的監視，親自到太行山根據地考察，受到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及左權、羅瑞卿、劉伯承、鄧小平的接見，成為他們的座上賓。
燕京人才大批輸送大後方和解放區，夏仁德、侯仁之負責具體操作，總導演則惟司徒雷登莫屬。侯仁之稱，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燕京學子逃奔大後方和解放區，純粹因為司徒雷登的耳提面命。司徒雷登指示校方承擔全部路費；而且，“凡是要走的學生，臨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臨湖軒設宴餞行。我記得一次設宴踐行的會上，他說他希望燕京大學的學生，無論是到大後方，還是到解放區，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到橋梁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
來自占領當局的巨大壓力，更有賴司徒雷登一人抵擋。
一天，一隊日本憲兵開到燕大門前，要求搜查學生宿舍，抓一名共產黨員。司徒雷登強硬拒絕，聲稱：燕大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受治外法權的保護。任何外國人要進燕園搜捕學生，必須首先得到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的批準。由於司徒雷登寸步不讓，占領當局從此不敢再到燕大來找學生麻煩，隻好改而到校門外抓捕抗日學生。但即便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視，但凡有燕大學生在校外被捕，他總要責成秘書與占領當局交涉，迫使占領當局放人。刺殺周作人的兩位燕大“抗團”成員，就得益於司徒雷登的保護而成功脫逃。
燕京大學是淪陷區抗擊奴化教育的主要陣地，占領當局對此懷恨尤深。便借口增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選和經費均由占領當局承擔。
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沒有斷然拒絕，而是玩瞭一招太極拳。他拒絕占領當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寧可關門也不犧牲學校的獨立性。但他並不反對燕大教職向日本學者開放。於是由哈佛燕京學社推薦，從數名蜚聲國際的日本學者中，挑選瞭鳥居龍藏作為客座教授來燕大從事研究工作。
占領當局至此無話可說。
事實證明司徒雷登的眼光沒錯。鳥居龍藏不僅學問博大精深，而且仁心宅厚，一直堅定地反對侵華戰爭。到燕大後，他埋頭治學，絕不與占領當局合作。而當燕大遭占領當局查封時，他竟不顧可能遭到的迫害，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站在校門邊，顫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師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國人民致以沉痛歉意。燕大關門後，失去經濟來源、朝不保夕的鳥居龍藏拒絕食占領當局之粟，寧願靠兩個女兒打工以勉強維持生計。1942年，鳥居龍藏明知日美兩國已勢不兩立、占領當局明令禁止使用英文，仍以哈佛燕京學社名義，用英文出版瞭他的著作《遼代畫像石墓》。而且該書的序言竟然是已成階下囚的司徒雷登寫的。其對日本政府的蔑視和抗議不言而喻。
人的公開滲透不可得，占領當局轉而謀求經濟上的滲透。而當時燕京大學確實在經濟上遭遇瞭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領當局派瞭一個高級軍官去見司徒雷登，詢問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筆可觀的補助年金，名義上不妨說是從華北傀儡政府那裡領取的。
司徒雷登一口回絕。他說，燕大完全靠私人的自願捐助，美國政府從未補助過一個子兒。燕大也不會從別的政治機構接受補貼。
司徒雷登的這個回答隻有一半是對的。燕大確實從未從美國政府那裡拿過一個子兒，但並不意味著她就不從別的政治機構接受補貼。1934年之後，燕大每年都得到中國政府劃撥的7.5萬元固定的補助金，即便七七事變之後仍舊如此。所謂不從別的機構接受補貼，不過是拒絕占領當局的托詞。
日本高級軍官氣壞瞭，甚至顧不得禮節，連句客氣的話也沒有，揚長而去。
無論占領當局怎樣絞盡腦汁，司徒雷登始終軟硬不吃，而且越鬥越勇。他總結出一套跟占領當局打交道的方法，認為日本人表面上耀武揚威，實際上內心空虛，“我們再也用不著怕他們瞭！”他以無畏的勇氣和智慧抗爭，為燕京學子守護者守護著一個自由空間，為淪陷區人民守護著一個精神孤島。
但所有這些，都算不上司徒雷登對中國抗戰的最重要的貢獻。司徒雷登對中國抗戰最重要的貢獻，隻在於他一直以來苦心孤詣地、百折不撓地策動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支援中國抗戰。
自居為中國人民的一員的司徒雷登，對於日本的侵華圖謀，比所有美國人都領悟更早，體驗更深切。
當1915年，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時，司徒雷登激憤不已，又是上書、又是約見美國總統威爾遜，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抵制“二十一條”。這時他已看透日本野心，堅信中日必有一戰，因此對美國援華抱有無限期待。1917年，他在給美國友人的回信中說：
在人類未來的和平當中，什麼也沒有美國對中日關系的態度重要。美國，也隻有美國有能力限制日本在華擴張勢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國動作太遲，他將失去遏制日本的機會。
過瞭兩年，即1919年，司徒雷登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中更為明確地預言：
歐戰方停，日本便重蹈德國的覆轍。下一次世界大戰的火種必在中國。除非目前的局勢發展及時予以遏制，恐怕美國必得派遣軍隊跨過太平洋作戰，正如不久前遠征大西洋彼岸一樣。
差不多一個世紀過去，重溫司徒雷登當年的預言，不能不為他的先見之明所嘆服。
正是基於先見之明，策動美國援華抗日，就成瞭司徒雷登的一個中心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1933年回美國籌款時，他均呼籲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警惕日本侵華，並利用與羅斯福總統會談的機會，說服羅斯福答應“要為中國人民做些事情。”“七七事變”後，司徒雷登更不遺餘力。不僅反復上書美國政府，而且屢屢發動輿論向美國政府施壓，以迫使美國政府實施徹底的對日禁運並全力援華。他的一系列呼籲和評估報告，極具價值，往往被列為美國國務卿等核心人物的重要參閱文件。
正因為對中國愛之太切，所以司徒雷登對美國政府的遲鈍遊移極為不滿，以至於珍珠港事件猝然發生，絕大多數美國人深感詫異和悲憤時，司徒雷登卻反常地體驗到一種滿足。後來他在回憶錄中為自己的這種反常感受特別作瞭一番辯護，說：
幾年來，我一再向燕大托事部發去密信，對日本可能造成的威脅以及如何防范於未然提出我的忠告。這些報告也曾在一些經過篩選的領導人中傳閱過，但他們卻把我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令我十分沮喪。反過來說，也隻有發生這種災難性的事件，才能喚起美國人民的覺醒和行動。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何況，司徒雷登呼籲美國與日本決裂的諸多公開信，堂而皇之地載諸國際主流媒體！占領當局對司徒雷的嫉恨因此與日俱增。一天，校園裡發現瞭一枚炸彈。司徒雷登相信，這是日本人用來恐嚇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寧叫日本人像炸南開大學一樣把燕京大學炸掉，也決不會同他們合作來貽我們全體學生之羞。”
又有一天，一個燕京學生約見司徒雷登。學生滿面愧色地說，日本憲兵抓住他，給瞭他兩個選擇，要麼坐牢受刑，要麼給日本人當間諜，每周報告一次學校的情況。他屈辱地選擇瞭後者。司徒雷登聽瞭，一派沉靜，說：“我既不責備你，也不反對你向日本人報告在校園見到的一切。但是，你要將日本人的反應告訴我。”
從此，日本人再也沒能從那個學生那裡得到有價值的情報。
日美戰爭爆發的時間越來越近。燕大與占領當局的對抗越來越趨於臨界點。司徒雷登不抱幻想，做瞭最壞打算。
1941年初，二十幾個燕京學子從北平偷偷來到上海，準備自行前往大後方。正在這時，司徒雷登到上海開會。大傢得知這一消息，就推舉瞭三個代表去見校務長。見到校務長，三個學生代表頗感局促，因為他們畢竟是偷偷離校。殊不知，司徒雷登劈頭一句話就打消瞭他們的顧慮。司徒雷登說：“我對你們這次的離校出走，非常同情，非常鼓勵。”
他如往常一樣，慢條斯理地談著。但學子們都能感覺到，他的口吻中明顯帶著淒楚和激昂。他回顧瞭五四傳統，認為中國能夠進入新世紀，應歸功於五四青年的敢作敢為。接著談到眼前，說過去三年中，燕京大學雖處於敵偽雙重壓迫而能潔身自好，正是因為全校師生忍辱負重，無茍安之心，而存報國之志。但是，現在的形勢已經醞釀著巨變，星條旗恐怕不能久懸於燕園上空。他的最終結論是，同學們應該隨時警覺，準備著這巨變的來臨。他說：
我們師生也應當貢獻自己，參與這次史無前例的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我們恐怕要效法過去北大、清華、南開師生的先例，奔向自由，準備做長期的抗戰。
他並告訴幾位學子，如果燕大真的被占領當局查封，他決定把燕大搬到大後方。“不過，我們要想把一千多人轉移到後方去，必須想一條最安全、最妥善而且最經濟的路。”
這正中幾位學子的下懷。學子們迫不及待地告訴他，他們已經找到瞭這樣一條路，即從上海經海路前往福建，再從福建去內地。
但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們的方案，理由是這條路不經濟。他說他已有腹案：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告訴他，很多人從開封向西走，渡過新黃河，便是自由區。然後轉道鄭州至洛陽，由洛陽輾轉前往大西南。他相信這是將來燕大內遷的康莊大道。但問題的癥結在於，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燕京學子走過這條路。他詢問幾位學生代表：可不可以自告奮勇去探探路？
幾位學子不敢馬上給校務長一個肯定的回答，但願意認真對待。而事實上，他們去大後方最終選擇的還是這條路；後來燕大在成都復校，師生們從北平去成都，走的也是這條路。可見司徒雷登用心之周密。
但計劃快沒有變化快。在迫害和反迫害的賽跑中，掌握主動權的迫害者最終搶先半拍。 “一二·八”事變突如其來，占領當局迫不及待地對燕園大打出手。司徒雷登的撤退計劃因此胎死腹中。
燕園日不落
反抗是堅韌的，報復也是兇殘的。
日軍封校的第二天，已經離校的四一班學生王樹榮出於眷戀之情，一大早又直奔母校。正在校門交涉返校事宜，一個滿臉橫肉的日本官佐忽然哇啦哇啦大叫起來，強令在西校門等候返校的燕京學生排成一列橫隊，劈頭蓋臉地從左到右將十多個燕京學生逐次毒打一頓。王樹榮因站在校門的另一側，才免遭不測。
也是四一班學生的宋汝棼，其目擊更為兇險。那天下午，宋汝棼到正門排隊等候出校，日本憲兵挨個檢查，走到誰面前誰就得把行李打開。有個學生打開行李的動作稍微慢點，日本憲兵便一拳揮過去。被打學生本能地伸手擋瞭一下。日本憲兵勃然大怒，馬上伸手掏槍，卻被另一個日本憲兵阻止。他稍微愣瞭一會兒，然後叉開雙腿，左右開弓地猛煽那個學生的耳光。那個學生再不敢抵擋，也不敢躲閃，隻能直挺挺地站著挨打。挨一下身體往一邊歪一下，隻打到雙頰明顯腫起來，那個日本憲兵實在打累瞭，這才收手。
但跟那些身陷囹圄的燕京師生比起來，這番兇險則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在日本憲兵用刺刀逼著代理校務長高厚德宣佈學校解散之後，師生們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當天下午，日本憲兵兩人一組，各在一個翻譯的陪同下，拿著早就備好的黑名單，逐樓逐室地照單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學生。師生們在宿舍裡坐等日本憲兵的皮靴咄咄逼來，像等候死神敲門。那份恐怖和無奈，無以名狀。
親歷者陳嘉祥這樣回憶當時場景：
忽然外面一陣皮靴聲近，到門口停下。門猛地被推開，一前一後，闖進兩個鬼子。前面的兇狠地掃我們一眼，看著手裡名單，用生硬的中國話問道：“陳嘉祥有？”我說：“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揮：“走！”後面的鬼子立刻把槍口對著我的脊背。
寒星下面，小院四下黢黑，一片靜寂。宿舍的燈光從窗口射出，不見人影，我不由感到陣陣淒涼。路上，鬼子的槍口時不時碰撞我的脊背，隔著衣服，也覺著透過一股鋼鐵的寒冷。我被押到貝公樓，關進研究院院長室。一進門，見室內已先抓瞭不少同學：藍鐵年、沈疑溫、李慰祖、程述堯、李歐、姚克蔭、劉子健、張樹柏、朱良漪、孫以亮，連我十一個人。大傢默然相視，我心如潮湧。
這一夜分外冰冷，燈下，鬼子持槍逼視，不許有聲，我嘗到坐班房的滋味。
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大傢在焦急不安中度過。藍鐵年蹲過憲兵隊，神態自若，不時向我們微微搖頭，暗示不用緊張。直到下午四時，才進來一個鬼子叫我們出去。到瞭樓門口，我一眼瞥見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陳其田、劉豁軒、趙承信、林嘉通七位教授也一起被捕，站在一輛載重汽車旁邊。鬼子點過名，十八人一起裝上汽車。
這時發生瞭一段並不好笑的插曲。燕大招生科負責人戴艾楨稀裡糊塗地闖進貝公樓找自行車，日本憲兵卻一口咬定他是來傳遞消息的，雖然黑名單上並沒有他，仍不由分說地把他抓瞭起來，一並關進載重汽車。
幾天後，燕大歷史系教授洪業、鄧之誠，總務長蔡一諤、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侯仁之、農科教師沈壽銓，以及周學章、蕭正誼全部被捕。來不及撤離的夏仁德、謝迪克、貝盧思等六名燕大外籍教師，則押往濰縣集中營關押。
至此，在淪陷區堅守瞭整整四年的燕京大學被迫暫告中止。環境優雅的燕園被改成日軍的傷兵療養院。
事發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已於前一天應天津校友會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憲兵找到他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回北平，與一批海軍陸戰隊隊員關在一起。
總共三十多個燕京師生鋃鐺入獄。除瞭事先逃奔解放區的寥寥數人外，核心人物無一幸免。
這是燕京大學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學的驕傲－－因為，鋃鐺入獄的三十多個燕京師生，沒有一個人低下自己高貴的頭。
著名哲學傢張東蓀即為一例。張東蓀在獄中一直拒不招供，拒不認罪。為瞭反抗凌辱，他四度自殺，但每次都沒能成功。憤怒之極，他甚至不惜與日本看守廝打，盡管最後吃虧的肯定是他。對此，當時的人們就稱贊說：
“日本人的意思，是要他和他們妥協。但是‘威武不能屈’是中國自古以來讀書人的氣節。他預備死在監獄裡。日本人沒法，終於在監禁瞭數個月以後，把他放瞭出來。然而他們暗暗地仍舊派特務監視著他。而他，卻也仍舊暗暗和八路軍取得聯絡，供給他們情報，做著他能做的地下工作。並不怕被人誣為共黨分子而不抗日，不爭取人民的勝利。這是一個考驗。在這個考驗中，張先生第一次在人們面前表露瞭他的莊嚴的節操。”
豈但張東蓀。所有被捕的燕京師生，那些平日溫文爾雅、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在日本人的監獄中無一不是鋼筋鐵骨，無一不表露著莊嚴的節操。他們是在為民族受難，而這個民族是一個不敗的民族。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撐著他們，賦予他們強大的自信，使他們度過瞭那些苦難的日子。
而被趕出校門的燕京師生，也並沒有驚惶四散。他們滿懷仇恨，按照他們敬愛的校務長構思的旅程，彼此提攜，一隊隊一群群，從開封向西，渡過新黃河；然後轉道鄭州至洛陽，由洛陽輾轉前往成都。
燕京大學的三角旗因此屹立不倒，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學復學典禮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幾代中國學人，中美兩國學人，重新匯聚燕大校園，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奮鬥。
轉自 微信公眾號：二閑堂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