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商皆本
司馬遷引用《逸周書》說：“農民不生產，糧食就缺乏；工人不生產，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轉運，糧食、器物、財貨就斷絕；虞人不生產，財貨就缺乏。”財貨缺乏，山澤中的資源就不能開發瞭。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困。來源大瞭，對上可以使國傢富強，對下可以使傢庭富裕。
貧富形成全靠自己，沒有人能給予他們，也沒有人能剝奪他們。聰明的人能使財富有餘，愚笨的人隻會使財富不足。
解讀：
一個社會必須有農、工、商、虞（資源開發業）四個基本行業，它們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
漢武之後的儒治社會不體察國情民情，認為工業和商業是所有產業中最不重要的末業，妄加批判壓制工商業。孰不知，工業可以提供人們所想要的東西,商業又使人們想要的東西可以買得到,工業和商業也都是根本的行業，和農業一樣重要。
真正的末業，其實是那些耗損、浪費社會財富的行業。如為婚喪禮儀、信佛信巫、色情服務、娛樂影視、酒店、賭場等。
二、薑子牙因地制宜
上文說“財富形成全靠自己……，聰明人能使財富有餘……”。
緊接司馬遷以薑子牙工商立國為例：
司馬遷說：“薑太公封在營丘，那裡的土地都是鹽堿地，勞力很少。於是薑太公就鼓勵婦女紡線織佈，盡力施展她們的技巧，並且使本地的魚鹽流通外地。老百姓拖傢帶口絡繹不絕地歸聚到那裡，真如同車輻湊集於車轂似的。因而齊國產的冠帶衣履，行銷天下；東海和泰山之間的各小國的國君，都拱手斂袖恭恭敬敬地來齊國朝見。”
解讀：
薑太公因功勛卓著被封於齊地。剛到齊地的時候，面臨著極為惡劣的治理環境：在這片僅有方圓百裡的土地上，沼澤遍地，土壤堿化，農作物不易生長。因當地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人口數量極其稀少。
薑太公看到齊地濱臨大海，有豐富的魚鹽資源；齊地多丘陵間有平原，宜植桑麻；齊地有好“女工”、善養蠶、紡織等發展工商經濟的有利條件。於是，因地制宜，在治理齊國時實施瞭“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策略。
三、管仲宏觀調控
司馬遷說：“後來，齊國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訂瞭工商立國的新政策，設立瞭調節物價的九府。齊桓公就借此稱霸，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雖處陪臣之位，卻比列國的君主還要富。因此，齊國又重新富強起來，一直持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期。”
解讀：
管仲為相期間，設立瞭九個部門，稱之為“輕重九府”，用現在的話說，這九個部門分別是銀行、統計局、計量局、物價局、稅務局、財政局、對外貿易局、鹽政局以及鋼鐵公司。
設“輕重九府”，主要用來管理商業，調節物價，對國傢經濟宏觀調控，既不使物價暴漲也不使物價暴跌，保障經濟均衡發展。
點評：
古代重農抑商，其實主要是為瞭加強對人民的控制。
《商君書.農戰篇》商鞅反復強調瞭農民比商人好的地方是“重居”，也就是不搬傢。要動員國力，無非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兵，一個是糧。農業恰恰既可以提供軍糧，又可以束縛人民不去遷徙，所以才要提倡。
商人利潤大，比農業輕松（當然風險也高，容易虧本），但是卻不可能定居，所以政府是非常害怕商人成為人民最喜歡的職業，一旦大傢都經商，兵員和糧食（指政府能征到的糧食）都會很成問題。
另外，打擊商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為瞭讓老百姓窮！
《商君書.弱民篇》說：“人民貧窮就會重視賞賜。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而商人因為有錢，就最不會貪圖政府的賞賜，也就最不會和政府合作，也就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慶幸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
附錄：《貨殖列傳》原文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傢。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