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與借鑒的區別在哪?90%的人分不清

近年來, 在藝術和商業領域,頻頻出現“爭議性”很強的作品,這些產品往往長得很相似,讓人分不清到底誰才是原創者。還有一些毫無原則的從業者,拿“抄襲”當“致敬”。我們都知道:抄襲無疑是對創作者最大的不尊重,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於藝術設計來說,“抄襲”與“借鑒”的界限有時十分模糊,而80%的人其實並不瞭解二者的具體差異。

我們說,一切設計都可以找到靈感之源,在通常情況下很難有一個精準的量化標準去評定,究竟一幅作品借用多少才算抄襲,但是我們依然可以通過瞭解創意的通用性和視覺風格來界定作品是否對本體構成瞭抄襲。

01、2020年東京奧運會logo撞臉事件

這件事當年鬧得沸沸揚揚。東京奧運會Logo和比利時一傢劇院的logo相似程度達到90%,並且和西班牙的一傢設計公司的logo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奧運會畢竟受到全球矚目,超高的曝光率讓細節無所遁形,組委會隻好重新征集方案。也許是因為預算有限,或者時間緊迫,抑或設計師的能力瓶頸,促成急功近利的抄襲。顯而易見,形式上的模仿是成本最低、見效最快的操作,也是最容易被發現的低級剽竊。

(左:東京奧運會中標方案;中:比利時劇院logo;右:西班牙設計公司logo)

會徽造型以居中的黑色方塊,兩端呼應的金銀襯線,以及右上方代表著日本國旗的紅色圓點,構成瞭一個具有抽象感的大寫字母T。除瞭象征著日本首都東京(Tokyo)以外,這枚會徽還表達出團結(together)與合作(team)的體育精神。但是能表達上述含義的造型有很多可能性,為什麼偏偏和別人傢的logo核心特征幾乎完全一致?很值得懷疑。是否創作者先看到瞭別人的作品,反過來賦予其種種新的含義。沒有經過思考就直接挪用別人的實現方式,機械地將他人的智慧成果據為己有,這是很危險的。

要想避免“抄襲”的糾紛,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這兩點來判斷:

1、使用的創意是否是行業通用的,非獨創性的

2、作品的視覺風格是否與原作有明顯的差異

02、有效的借鑒

那麼什麼才是有效的借鑒呢?如何讓已經創作出來的傑作為我所用,並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呢?借用哥倫比亞著名雕塑傢博特羅的一句話:“對於藝術設計來說,想法和風格很重要。你可以選擇另一個人的主題,然後用你自己的風格捕捉它,使它成為你自己的東西。”

也就是說,借鑒是在他人作品之上取其精華,並通過自己的思考進行再創作。一定要讓觀賞者清楚,這幅作品雖然有所借鑒,但依然是一個帶有新生命的產物,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新事物。

拿格倫·佈朗為例,他是英國當代“最昂貴”的藝術傢之一,也是富有爭議的一位。原因是他在創作中十分愛挪用其他藝術傢的作品,並在他們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他的這一行為常常遭到其他藝術傢的不滿。佈朗“抄襲”的范圍十分廣泛,不僅許多當代著名藝術傢的作品是他創作的原材料,他還將眼光放到瞭藝術史中偉大的作品上,像委拉茲開斯、倫勃朗、雷諾阿、梵·高、達利的畫作都曾被他“抄襲”過。

不過,這種看似“投機取巧”的創作方法並沒有讓他迷失自己。在汲取其他藝術傢手法的同時,他融入瞭許多自己的風格。他會把原藝術傢的畫作通過圖像處理軟件截取、扭曲、拉伸、翻轉來制造一種陌生感,以滿足自己的審美需求。經過一系列處理後的圖像才是佈朗真正要在畫佈上呈現的,“雖然我使用的是借來的圖像,但我把它們用你從未見過的方式組合在一起。”

他曾說過:“當我畫一幅畫的時候,雖然它是基於別人的作品,但人們永遠不會認為這幅畫是創作於18世紀或19世紀,而是屬於二十一世紀和後現代的。”這種“借鑒”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可以把從0到1的時間縮短,而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在讓作品從1長到100分。

佈朗從未想過擺脫藝術大師的影響,他把經典作品賦予數字時代的新生命,這源於他相信人類感知情緒的方式和前人是相同的——我們依然期待愛,我們依然害怕死亡。

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總結出,創作往往涉及借鑒,但絕不是原作的復刻版。借用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傢馬塞爾·杜尚的一段話:“藝術傢不是造物主,沒有辦法像上帝那樣從無到有、從零到一地創造東西。”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原創,當你決定要開始原創的時候,無需排斥參考和借鑒,但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別為瞭所謂的設計感而“出賣自己的靈魂”。

不僅是藝術作品容易面對“抄襲”的指控,在今天的消費品領域,類似的情況也有很多,一款剛問世的產品是否抄襲瞭另一款知名產品的外觀,結構,往往是大傢爭論的熱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兩種普遍現象:

1. 為瞭相同而相同,也就是“山寨”。任何產品都是基於某個公司特定的發展階段和競爭狀況,為瞭滿足用戶需求而存在的,不會有兩個業務邏輯完全一致的公司,因此抄襲的效果一定不會很好,道理很簡單:這不是為你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通過粗暴地抄襲一個結果,我們無法理解設計背後的思路以及這麼做的原因,所以經常看見一些產品“抄都抄不到點上”。有的公司會認為所謂“大公司”的產品一定是千錘百煉的,照搬就好,其實大公司的設計也並不是那麼理想,問題一點不會比所謂的小公司少,很多暢銷產品的設計隻是當時復雜情況下相對合適的解決方案之一,我們沒必要神話。

2. 為瞭不同而不同。產品設計和用戶的習慣息息相關,一些基礎的結構設計、模式設計、佈局設計等都是有規律可循的,采用熟悉的模式有利於降低用戶的學習成本,因此相似未必是壞事。如果設計為瞭追求不同而刻意求變,那就是本末倒置,沒有站在用戶的角度去解決問題,陷入瞭設計者的自嗨。

那麼既然如此,適當借鑒是有必要的,但是抄襲又是萬不可取的,企業該如何把握這個平衡呢,有沒有商業上能夠參考的案例呢?

03、新國貨品牌的突圍之道

大傢都怕產品被指抄襲,那麼關於是否“抄襲”的判定,還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專利。當一個產品的外觀,結構申請瞭專利時,使用瞭這些專利的其他企業要承擔的是嚴肅的法律責任。多年來,一些中國企業侵權的行為嚴重影響瞭我們對外的商業形象和聲譽,現在的新興國貨企業,想要樹立自己強有力品牌的,懷有走向世界的決心的,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既要避開國內外產品的專利避免侵權,又要對自有的專利進行佈局,維護自己的利益。

追覓科技-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追覓科技是一傢生產智能傢電的科技企業,同時十分重視自身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在無線吸塵器、掃地機器人、高速吹風機等主要產品上,他們形成瞭核心技術優勢,其中高速數字馬達是關鍵技術。公司初創時,國內高速數字馬達的發展和國外的技術差距非常非常大,但團隊決心要從挑戰國外這些‘卡脖子’技術開始。高速數字馬達是追覓自主創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隨著馬達的研發創新,追覓也同步推進著全球知識產權佈局與保護、風險排查、訴訟應對等工作,打贏瞭一場場沒有硝煙的“專利攻防戰”。去年,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判決:追覓科技“追覓V8”和“追覓V9”旋風真空吸塵器未侵犯戴森相關發明專利權,戴森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判決駁回戴森的全部訴訟請求。

自此,追覓科技與戴森在國內外的三起訴訟交鋒中:中國無效戴森發明專利案、德國與戴森專利侵權糾紛案、中國與戴森專利侵權糾紛案,均以戴森敗訴收場,這背後是中國新銳國貨品牌堅決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

故宮文創-讓歷史活起來

說瞭科技方面的例子,我們再來聊聊文化方面的事。想當初,臺北故宮出品“朕知道瞭”文創膠帶。靈感源自清代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例行公事地回復大臣們一句“朕知道瞭”,把皇帝的手記印上膠帶,所粘之處皆有態度。拿到手的那一霎那,忽然感覺歷史活瞭起來,不再是冷冰冰,拒人於千裡之外的冷面孔。文創就是要讓一個個經過歷史考驗的文化符號綻放新生,把老酒裝進讓目標受眾更喜愛的新瓶。

說到底,不管是藝術作品還是科技產品,我們追求的應該是熟悉的陌生感。一個作品出來,一半是熟悉的,一半是超越認知的。或者理念是新的,或者皮囊是新的,或者不同種類的嫁接,都是有益的創新。抄襲的設計如果在運營上強勢,是有可能在市場上獲得短期成功的,但這背後也會付出對應的代價。除瞭法律上的糾紛,還有就是長期的抄襲,企業血液裡的“創新”元素會逐漸地流失,無法建立自己的品牌資產,面對被創新產品取代是早晚的事。

通過這篇文章,也希望給我們各行各業的新國貨企業們提個醒,隻有夯實研發和設計實力,不斷創新,塑造具有獨特價值的自有品牌,才能走向更大的市場,讓世界看到中國品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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