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信息皆來自於公開學術資料，文中所涉及的有關宗教等信息的內容皆為探討）巴米揚大佛是兩座 6 世紀的巨大雕像，雕刻在阿富汗中部巴米揚山谷的懸崖一側，位於阿富汗首都喀佈爾西北130公裡處，海拔2500米。對大佛結構部件的碳測年確定，較小的 38 m“東大佛”建於公元 570 年左右，較大的 55 m“西大佛”建於公元 618 年左右，兩者都可追溯到嚈噠人統治該地區的時期。巴米揚大佛也是對佛教曾在該地區繁榮興盛的那段歷史的重要見證。巴米揚大佛1981年被當時的阿富汗政府提出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但由於缺乏明確的關於邊界的限定等原因，未得到批準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較大的，也是最著名的西大佛▼
較小的，東大佛▼
2001年3月，奉塔利班創始人毛拉·奧馬爾之命，塔利班政府宣稱這些雕像是異教偶像後，這些雕像被摧毀。這引發瞭巨大的國際輿論譴責，震驚世界，該事件也因此為人熟知。有評論人士指出，塔利班對巴米揚大佛的破壞標志著該政權的一個轉折點，並影響瞭美國領導的聯軍在2001年10月入侵阿富汗的決定。摧毀雕像的行為被視為對國際公約的公然蔑視，是一種針對世界遺產的象征性暴力，因此也是針對整個世界的暴力。
巴米揚大佛被毀始末
與幾年前發生在敘利亞的ISIS在宗教極端主義下對巴爾米拉古城的摧毀不同的是，一開始，塔利班並沒有一定要摧毀兩尊巴米揚大佛。眾所周知，塔利班起源於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一開始由美國扶持，用以對抗當時入侵阿富汗的蘇聯，主要由普什圖人或阿富汗少數民族組成。然而，在80年代末蘇聯撤出阿富汗並在91年垮臺後，塔利班在阿富汗快速擴展，1994年，他們的領袖、鄉村牧師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承諾要鏟除腐敗，一旦掌權，恢復和平，重新建立伊斯蘭教法。他們將勢力從阿富汗西南部擴展開來。到1998年，他們控制瞭阿富汗大約90%的地區(原教旨主義的策略也是其實力發展成功的重要原因)。因為伊斯蘭教法禁止其它聖像和宗教肖像的存在，因此，在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向阿富汗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發出呼籲，敦促他們不要傷害巴米揚佛像之後，塔利班駐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大使館於1997年4月28日發表聲明，稱塔利班不會摧毀佛像，他們將根據現有的國際公約保護文化遺產。
然而，2001年2月26日，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再次聲明，塔利班將摧毀這些雕像，“這樣他們現在或將來都不會被崇拜”，該法令要求摧毀阿富汗所有被認為是非伊斯蘭教的雕像。作為回應，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給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發去瞭一封電報，敦促他重新考慮銷毀阿富汗所有雕像的決定，並隨後尋求其他伊斯蘭國傢代表的支持，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伊朗和塔吉克斯坦，以及伊斯蘭會議組織主席和秘書。所有人都同意盡其所能阻止對雕像的破壞。然而，到2001年3月3日，塔利班正式宣佈，他們已經開始瞭摧毀雕像和相關洞穴寺廟的任務。這些雕像被摧毀的過程持續瞭數個星期，包括使用槍炮射擊和炸藥爆破。
▼被爆破摧毀的大佛場景▼
為什麼要摧毀？
盡管如塔利班早期的聲明傳遞的信息那樣，在絕大多數人看來，下令銷毀雕像是出於極端的宗教原因，這代表著塔利班的暴戾和對文化的蔑視。但在隨後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賽義德·拉赫馬圖拉·哈希米(Sayed Rahmatullah Hashimi)提出瞭另一種可能的說法。他說，做出這一決定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出的一個外國代表團的憤怒回應，當時該代表團前往喀佈爾博物館調查文物被毀一事，該代表團曾提出為雕像的保護提供資金。哈希米說：
“（當地的）學者們告訴他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其把錢花在雕像上，為什麼不幫助我們那些死於營養不良的孩子們呢? 他們拒絕瞭，說:‘這些錢隻是用於雕像的。’學者們非常生氣。他們說，‘如果你用經濟制裁去摧毀我們的未來，那你就不能夠關心我們的遺產。’ 所以他們決定必須摧毀這些雕像……如果我們早想摧毀那些雕像，我們三年前就可以做到瞭。那我們為什麼（當時）沒有呢?在我們的宗教裡，如果有什麼東西是無害的，我們就不管它。如果錢花在雕像上，而隔壁的孩子卻在死於饑餓和營養不良，那它就是有害的瞭，我們要摧毀它。”
摧毀大佛因而成為全球政治話語的一部分，其重點是聯合國和其他國傢拒絕給予塔利班官方承認，以及1999年和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對其實施的經濟制裁，原因是塔利班被指控與Islamic KB主義有聯系，並被指控窩藏基地組織叛亂分子，包括基地組織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這些政治爭論一定在這種政治反抗行為中發揮瞭作用。隻有三個國傢——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在雕像被摧毀後的幾個月裡，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也撤回瞭對塔利班的支持。這三個國傢都對破壞雕像表示抗議。
事實上，2001年春天，處在更加世俗和面向國際的過渡時期的阿富汗新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瞭新的提名，以保護巴米揚山谷的佛像雕塑和大部分佛教雕像和壁畫，供其緊急審議。在2003年6月委員會第二十七屆會議上，佛龕遺址和谷地的其他考古遺跡終於同時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和《世界瀕危遺產名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聯合國當時不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使得當時他們在執政期間無法將巴米揚大佛提名為世界遺產名錄。
在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的這一事件中，其實最重要的並不是對於其作為一種宗教偶像而破壞，即不是針對雕像本身，而是針對世界遺產，特別是聯合國作為全球帝國主義象征的攻擊。世界遺產作為全球化的象征和聯合國普遍化的文化趨勢，對於一個在全球范圍內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政權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遺產的態度充分體現瞭基於西方/美國霸權控制和傾向下的“授權遺產話語”，因此，對巴米揚大佛的攻擊不僅是對佛像的攻擊，也是一些人認為是針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具體的攻擊形式，這種形式反過來應和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待遺產的方式上——也就是說，一個既不向阿富汗人提供援助，也不承認塔利班為其合法當局的國際社會，卻在敏感時期將一套特定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強加給這些雕像而蔑視瞭當地的人群與現實利益。
正如有人指出的，作為在20世紀發展起來的概念，世界遺產標志著值得特別保護的古跡，“世界遺產”的概念本來會是一個保護的盾牌，但也可能反而令其成為一個目標。這在動蕩時期不足為奇。歷史充分表明，符號化的行為——將某些物體與某些特定價值聯系起來——有時會產生矛盾的效果。比如歷史上廣泛發生的焚毀文物古跡、摧毀前朝的宮殿等。將一個事物變成遺產，可以迎合那些接受這些價值觀的人，但也會吸引那些拒絕這些價值觀的人或感到被這些價值觀拒絕和冒犯的人的反抗和攻擊。
因此，在後殖民主義和全球保守化轉向的今天，對文化遺產的理解中，我們應當充分註意到其背後的勢力和社會運作變遷軌跡。正如勞拉. 簡．史密斯所指出的，文化遺產，同任何一件事情一樣，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行為。
最後，如今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重新恢復瞭對遺址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並對外出售參觀門票。巴米揚大佛洞穴遺址的門票賣給當地人的售價為 57 美分，賣給外國人的價格為 3.45 美元。
參考資料: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by Rodney Harrison
The future of Bamiyan Buddha Stat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