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論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1919年6月28日）
報刊上登載瞭紅軍戰士的許多英勇事跡。工人和農民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其他地主資本傢軍隊作鬥爭中，表現瞭不少英勇果敢和堅韌不拔的奇跡，保衛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根絕遊擊習氣和克服疲沓渙散現象的過程進行得很緩慢，很費力，然而卻一直在前進。為瞭社會主義的勝利而自覺地承受犧牲的勞動群眾的英雄主義，是紅軍中新的同志紀律的基礎，是紅軍恢復、鞏固和壯大的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也同樣值得重視。在這方面，工人自己發起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確實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隻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習慣。當這種勝利獲得鞏固時，那時，而且隻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起來；那時，而且隻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變得不可戰勝。
5月17日《真理報》登載瞭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全文照錄如下：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共產主義星期六）
俄共中央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註：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註］，給瞭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以有力的推動。由於熱情普遍高漲，鐵路上的許多共產黨員職工走上瞭前線，但是大多數人不能離開重要崗位，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來自各地的關於動員工作緩慢的消息和辦事拖拉的現象，使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不得不去註意鐵路機構的工作情況。結果瞭解到，由於勞動力不夠和勞動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機車趕修任務都拖瞭下來。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上，提出瞭不能嘴上說幫助而要以實際行動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提出的建議中說：
“鑒於國內外形勢的嚴重，為瞭對階級敵人取得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應當更加鞭策自己，從休息時間內抽出一小時，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些時間集中起來，在星期六這天進行一次六小時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創造出實際的價值。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為保衛革命果實，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這項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分局內實行共產主義星期六，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
開始人們有些猶豫，最後一致同意這個建議。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鐘，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樣來到工作現場，整隊之後，秩序井然地由領工員分別領到各處工作。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收到瞭明顯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瞭工作部門和工作性質。
工作總值按正常工資計算為500萬盧佈，按加班工資計算還應增加50％。
裝車的勞動效率較普通工人高270％。其餘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這樣。
因勞動力不足和辦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個月的定活（緊急的）現已完成。
由於設備發生故障（不難排除的故障），個別組曾耽誤三四十分鐘，但並未影響工作的完成。
留下來指導工作的管理人員，忙得幾乎來不及給人們準備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紀的領工員也許是有些誇張地說，在一個共產主義星期六幹的活，等於不自覺的疲沓的工人一個星期幹的。
鑒於一些真心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也來參加瞭工作，而且今後還會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同時其他地區也會要求學習莫斯科—喀山鐵路的共產黨員的榜樣，現在我根據來自各個現場的消息較詳細地談談組織方面的情況。
參加工作的約有10％是經常在現場工作的共產黨員。其餘的則是負責工作人員和選任的人員，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員，也有各企業的政治委員，以及工會人員、管理局和交通人員委員部的工作人員。
大傢幹活時非常努力並密切合作。當工人、辦事員、管理人員齊心協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運機車輪箍，象勤勞的螞蟻似的把它滾往目的地的時候，人們心中油然產生一種來自集體勞動的強烈的愉快感覺，堅定瞭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扼殺不瞭勝利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個身體疲乏但眼中閃爍著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工作的勝利，這勝利的凱歌的聲浪仿佛越過墻壁，湧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樣蕩漾在整個工人的俄羅斯，激勵著疲憊、懶散的人們。
阿·日·
5月20日《真理報》刊登的恩·爾·同志的《值得學習的榜樣》一文，在評價這個出色的榜樣時寫道：
“共產黨員做這樣的工作並不是罕見的事情。我知道電站和各鐵路線都有這樣的事例。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加班幹瞭幾個晚上，把陷在轉盤坑裡的機車起瞭出來；冬季，北方鐵路上的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用瞭好幾個星期天去清除鐵路上的積雪；許多貨運站的支部為瞭同盜竊貨物作鬥爭，在站上進行夜間巡邏，——不過這種工作都是偶然進行的，而不是經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線的同志們提供的新的東西是，他們把這一工作變成瞭有系統的經常的工作。他們決定‘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工作的全部意義正在於此。他們決定在整個戰爭狀態時期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同時他們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樣。
這個榜樣已經引起而且今後一定會進一步引起大傢的效法。亞歷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討論瞭軍事形勢和莫斯科—喀山線的同志們的決議之後通過瞭如下的決議：（1）亞歷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決定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定於5月17日進行。（2）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組織成示范隊，向工人表明，應當怎樣工作，在現有的材料、工具和夥食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做到什麼。
據莫斯科—喀山線的同志們說，他們的榜樣給人們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他們預料下一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參加工作。作者寫此文時，亞歷山德羅夫鐵路修配廠的共產黨員還沒有開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組織義務勞動的消息剛一傳出，非黨群眾就激動地談論起來瞭。到處都有人說：‘昨天我們不知道，不然我們也會做好準備幹它一場’，‘下星期六我一定來’。這項工作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後方的所有共產黨支部都應當向莫斯科—喀山線的同志們學習。不僅莫斯科樞紐站上的各共產黨支部應當如此，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效法這個榜樣。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應當幫助紅軍傢屬，實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線的同志們高唱《國際歌》結束瞭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如果全俄羅斯的共產黨組織都學習他們的榜樣，而且堅持不懈地貫徹下去，那麼，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共和國全體勞動者的洪亮的《國際歌》聲中度過今後一段艱苦的歲月……
共產黨員同志們，動手幹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報》報道說：
“5月17日在亞歷山德羅夫鐵路舉行瞭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據大會決議在班後做瞭5小時無報酬的工作，他們不過有權再買一頓飯，而這頓飯同一般體力勞動工人的一樣，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盡管準備工作做得不充分，組織得也差，但勞動生產率還是比平常高1—2倍。
例如：
5個旋工在4小時內做瞭80根小軸。生產率等於平常的213％。
20個粗工在4小時內收集瞭600普特舊材料和70個各重3．5普特的車底彈簧，共重850普特。生產率等於平常的300％。
“同志們解釋說，這是因為平時幹活枯燥乏味，在這裡，大傢幹活都興高采烈。可是今後，平時幹活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幹得少，那就太丟臉瞭。”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表示願意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告奮勇要在星期六義務勞動時間內把機車從‘墳堆’裡弄出來，修好使用。
有消息說，維亞濟馬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星期六義務勞動。”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報》上談到瞭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形，現在把他的《星期六義務勞動記》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
“我和一個同志懷著極愉快的心情，遵照鐵路分局黨委員會的決定，去上星期六義務勞動‘課’，讓腦子暫且休息幾個小時，讓肌肉發揮一下作用……我們的工作是在鐵路局的木工廠。到那裡後，看到自己人，彼此問好，開一會兒玩笑，查點瞭人數——總共30人……我們面前躺著一個‘怪物’——一個相當有份量的蒸汽鍋爐，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們把它‘搬傢’，就是說，要把它滾到大約1/4或1/3俄裡以外的一個平車那裡。我們心裡不由得產生瞭一些疑慮……但我們動手幹起來瞭：同志們把木滾就那麼往鍋爐下面一墊，系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瞭……鍋爐還有點不情願挪動，但終於還是移動瞭。我們很高興，要知道，我們人是這樣少……就是這臺鍋爐，比我們多兩倍的非黨工人幾乎拖瞭兩個星期，在我們到來之前它還躺在原地不動……我們在一位領班同志有節奏的‘一、二、三’口令聲中，齊心協力地賣勁地幹瞭一個小時，鍋爐慢慢地向前移動著。忽然，出瞭岔子！一長串同志突然狼狽不堪地倒瞭下去，——原來我們手裡的一根繩子‘叛變瞭’……但是沒有多大一會兒，就換上瞭一根粗纜繩……到瞭傍晚，天色已經明顯地暗下來，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子，那時很快就會完工瞭。我們胳膊酸痛，手掌發燒，周身火熱，還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旁邊站著一位‘管理人’，他被我們的成績弄得不好意思瞭，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纜繩。幫著幹吧！你早就該過來瞭！一個紅軍戰士出神地瞧著我們工作。他拿著手風琴。他在想什麼？也許他想：這是些什麼人？大傢都回傢去過星期六，他們這是在幹什麼？我打破他的疑團說：‘同志！給我們奏一個快樂的曲子吧，我們可不是什麼來隨便湊數幹活的，我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這手裡的活幹得多歡，咱們可沒有偷懶，是在拼命地幹。’紅軍戰士輕輕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過來抓住纜繩……
——‘英國人真機靈！’——響起瞭烏·同志動聽的男高音。我們和著他的歌聲，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賓努什卡，嗨喲，拉呀，拉呀……’
幹這活不習慣，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時間睡個夠。目的地快到瞭，經過一番小小的周折，我們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車瞭：隻要墊上木板，滾到平車上，這鍋爐就能幹人們早就等著它幹的工作瞭。我們一窩蜂湧進屋裡，這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屋裡掛滿標語，擺著步槍，燈光明亮，我們很好地唱完瞭《國際歌》，享受瞭加‘甜酒’的茶，還吃瞭面包。幹完重活以後，當地同志這樣款待我們，真是再愜意不過瞭。和同志們親熱地告別之後，我們列成縱隊。夜闌人靜，革命歌聲響徹瞭沉睡的街道，整齊的步伐聲應和著歌聲。‘同志們，勇敢地齊步前進。’‘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們唱起勞動歌和《國際歌》。
過瞭一個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過來瞭，這回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到9俄裡以外去修理車輛。目的地是佩羅沃。同志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廂頂上，嘹亮動聽地唱起《國際歌》。乘客們帶著驚異的神情靜靜聽著。車輪有節奏地響著；我們沒有來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國人’車廂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轉眼就到瞭車站。我們到達目的地，又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見到瞭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瞭！總共才30個人，6小時內要完成13輛車的中修！面前就是劃瞭記號的輪對，不光有空車，還有裝得滿滿的一輛油罐車……不過沒問題，同志們咱們‘對付得瞭’！
工作熱火朝天地幹起來瞭。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桿，也就是用杠桿幹活。按照‘領頭’同志的指揮，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輪對，在我們的肩膀和兩個吊桿的推壓下，輕快地從一條線路跳到另一條線路上。一對車輪撤掉之後，就換上一對新的。放好所有的輪對，我們就把那些磨損瞭的舊傢夥順著軌道迅速地‘打發到’棚子裡去……一、二、三，——它們被一臺旋轉式鐵吊桿吊到空中，軌道就騰出來瞭。那邊，在黑暗中，響著手錘聲，同志們在自己的‘病’車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著。既做木工，又上油漆，還蓋車頂，工作幹得熱火朝天，我們和政治委員同志都很高興。那裡的鍛工們也需要我們幫忙。在一座移動鍛工爐上放著一根燒紅瞭的‘導桿’，也就是車輛上用的鉤桿，鉤已經撞彎。白熱的鉤桿被鉗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經驗豐富的同志的指導下，我們靈巧的錘擊使它漸漸恢復瞭原狀。它還放著紅光就被我們迅速地抬去，冒著火花安進鐵孔裡，——錘瞭幾下，就把它安好瞭。我們爬到車廂底下。這些車鉤和導桿的構造並不象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那裡有一整套東西，有鉚釘、彈簧……
工作熱火朝天，夜幕降臨瞭，爐火燒得更亮。很快就完工瞭。一部分同志靠著一堆輪箍在‘憩息’，慢慢地‘品’著熱茶。清涼的5月之夜，一鉤美妙的新月懸在天空。人們有說有笑，互相開著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輛不少瞭！
但格·同志還沒有心滿意足。
喝完瞭茶，我們唱著慶祝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開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的地方，不隻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報》報道：
“5月31日在特維爾進行瞭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有128名共產黨員到鐵路上勞動。三個半小時裝卸瞭14輛車，修好瞭3臺機車，鋸瞭10立方俄丈木柴，還做瞭別的工作。熟練的工人黨員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著，6月8日《真理報》又寫道：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薩拉托夫6月5日訊。鐵路上的共產黨員職工響應莫斯科的同志們的號召，在黨員大會上決定：為瞭支援國民經濟，每星期六無報酬地加班勞動5小時。”
我詳盡無遺地援引瞭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消息，因為我們從這裡無疑地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對於這個方面，我們的報刊沒有充分地加以重視，我們大傢也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評價。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註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並經過生活檢驗的共產主義建設方面的事情，——我們大傢，我們的作傢、鼓動員、宣傳員、組織者等等都應當不倦地反復提出這個口號。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初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即擊敗資產階級的反抗，戰勝剝削者，粉碎他們的陰謀（如從黑幫和立憲民主黨人[1]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2]都參加過的企圖出賣彼得格勒的“奴隸主的陰謀”[3]），這是當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瞭這個任務以外，同樣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提出——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即從積極方面來說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的經濟關系，建立新社會。
我曾屢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會議上講話時就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隻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代表著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裡。共產主義的力量源泉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裡。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靠棍棒紀律來維持，勞動群眾極端愚昧，備受壓抑，橫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靠饑餓紀律來維持，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盡管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的進步，廣大勞動群眾仍舊是一群愚昧的、受壓抑的雇傭奴隸或被壓迫的農民，橫遭一小撮資本傢的掠奪和侮辱。共產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其第一步為社會主義——則靠推翻瞭地主資本傢壓迫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善良的願望產生的，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而且隻能是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可能有這種紀律。代表或體現這種物質條件的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啟發和鍛煉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原出拉丁文的、歷史哲學的科學用語譯成普通的話，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創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隻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總之是工廠的產業工人，才能夠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我們要順便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科學區別，隻在於第一個詞是指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第二個詞是指它的下一個階段，更高的階段。）
“伯爾尼”國際[4]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就在於它的領袖們隻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卻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鬥爭時期，隻要階級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在推翻資本後的初期變得更加殘酷，更加獨特。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在另一種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滅階級”是什麼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瞭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顯然，為瞭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傢，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餘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於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聯系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
認為一切“勞動者”都同樣能勝任這一工作，那是純粹的空話或馬克思以前的舊社會主義者的幻想。因為這種能力不是自行產生的，而是在歷史上生長起來的，並且隻能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隻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所以能夠完成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是因為它是各文明社會中最強大最先進的階級；第二是因為它在最發達的國傢中占人口的多數；第三是因為在象俄國這樣一些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傢中，大多數人是半無產者，就是說，這些人總是每年有一部分時間過著無產者的生活，總是某種程度上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雇傭勞動來維持生活。
誰想根據什麼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派的平等這類泛泛的空話來解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象考茨基、馬爾托夫和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做的那樣），誰就隻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隸般地跟著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本性。要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隻有具體地研究已經奪得政權的那個特殊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之間的特殊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在空想和諧的、“理想的”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和多種多樣的反抗的現實環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傢裡，包括俄國在內，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都千百次地親身遭受過，他們的親屬也遭受過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和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為決定由英國資本或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而屠殺千百萬人的戰爭——更異常地加劇、擴大和加深瞭這種困苦，使人們認清瞭這種困苦。所以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的壓迫，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辟一條創建不容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動搖，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資產階級“卵翼”下去的傾向不論如何嚴重，如何不可避免，他們也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道義上政治上的威信，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並鎮壓他們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系，新的更高的社會紀律，即聯合起來的自覺的工作者的紀律，這些工作者除瞭他們自己的職合組織的權威以外，除瞭他們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的權威以外，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任何權威的。
為瞭取得勝利，為瞭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中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徹底鎮壓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引上新的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會聯系、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勞動組織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
這第二個任務比第一個任務更困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決不能靠一時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又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因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隻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隻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是因為它向我們表明瞭工人自覺自願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的勞動紀律、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的首創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約·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訓之後沒有轉向沙文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而轉向瞭社會主義）曾經說過，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比薩多瓦會戰[5]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話說得很對。薩多瓦會戰所解決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資本主義國傢方面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資產階級君主國究竟哪一個當霸主的問題。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是無產階級在世界范圍內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個小小的步驟。我們同樣也可以說，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要比興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國人在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戰中的任何一次勝利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帝國主義者的勝利是為瞭英美法三國億萬富翁的利潤而對千百萬工人進行的屠殺，是垂死的、快脹死的和在活活腐爛的資本主義的殘暴行為。而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卻是使世界各國人民擺脫資本桎梏和戰爭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的一個細胞。
資產者老爺們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於自命為“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嘲笑共產黨人的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盆裡栽大樹”，譏笑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次數同大量存在的盜竊公物、遊手好閑、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等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我們回答這班老爺們說：假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用來幫助勞動群眾，而不是用來幫助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傢恢復他們的權力，那麼變革會進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這是空想，因為問題要由階級鬥爭來解決，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傾向於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將不是靠知識分子的幫助，而是排除他們的對抗（至少是在大多數場合下），拋棄那些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改造和重新教育動搖的知識分子，使之服從自己，把其中越來越多的人逐步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對變革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佈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手段和方法。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如果從實質上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一種新生產方式是不經過許許多多的失敗、錯誤和反復而一下子就確立起來的嗎？農奴制顛覆後過瞭半個世紀，俄國農村仍有不少的農奴制殘餘。美國廢除黑奴制度後過瞭半個世紀，那裡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一貫替資本服務，至今還在強詞奪理，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他們責備我們是空想主義，在革命之後，他們卻要求我們以神奇的速度鏟除過去的遺跡！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的真正價值，也知道在革命後的一定時期內舊習俗殘餘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優勢。當新事物剛剛誕生時，舊事物在某些時候總是比新事物強些，這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著知識分子的輕浮的懷疑態度等等，——這一切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對它們極其關切，千方百計地幫助它們成長和“護理”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會死亡。不能擔保說，“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一定會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應支持各種各樣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會從中選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學傢為瞭幫助人們戰勝梅毒，耐心地試驗瞭605種藥品，直到制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種藥品，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更困難的任務的人們，也應該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鬥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從中得出最適當的辦法。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發起這種勞動的，並不是條件特別好的工人，而是各種不同專業的工人，還有並無專業的工人，也就是處於通常的即最困難的條件下的粗工。我們大傢都清楚，現在不僅在俄國一國，而且在世界各國都出現勞動生產率低落的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破產和貧困，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饑餓。最後這一點最為重要。饑餓，這就是原因之所在。為瞭消滅饑餓現象，必須提高農業、運輸業和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就形成瞭這樣一個循環：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饑餓，而要消除饑餓，又得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傢知道，這類矛盾在實踐上是靠打破這種循環，靠群眾情緒的轉變，靠一些集團的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群眾情緒轉變的背景下往往起著決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鐵路員工（當然指的是大多數，而不是少數投機者、管理者以及諸如此類的白衛分子）是生活極端困難的勞動者。他們經常吃不飽，而在目前青黃不接、糧食狀況普遍惡化的時候，簡直是在餓肚子。可是，就是這些處在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惡毒的反革命煽動包圍中的忍饑挨餓的工人，不顧饑餓、疲乏和衰弱，實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不領任何報酬地加班工作，並且大大提高瞭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雄主義嗎？難道這不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的開端嗎？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瞭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這是最主要的。度過四年艱苦的帝國主義戰爭、又度過一年半更艱苦的國內戰爭的挨餓的工人，1919年夏季尚且能在饑餓的莫斯科開始這件偉大的事業，一旦我們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並爭得和平，它又將獲得怎樣的發展呢？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願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非常可貴，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而這是極其難得的，因為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隻是采取最初步驟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正如我們黨綱中完全正確地指出的那樣）［註：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頁。——編者註］。
普通工人起來承擔艱苦的勞動，奮不顧身地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然後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億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
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譏笑瞭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人權大憲章的浮華辭藻，譏笑瞭所有關於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詞句，這些詞句迷惑瞭一切國傢的市儈和庸人，也迷惑瞭今日的卑鄙的伯爾尼國際的卑鄙英雄們。與這種冠冕堂皇的人權宣言針鋒相對，馬克思用無產階級的平凡的、質樸的、實在的、簡單的提法提出問題。由國傢規定縮短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一個典型。［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335頁。——編者註］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愈展開，馬克思意見的全部正確性和深刻性在我們面前就顯得愈清楚，愈透徹。真正共產主義的“公式”與考茨基之流、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在伯爾尼國際中的親愛“兄弟們”的華麗、圓滑、堂皇的辭藻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把一切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制度”等等的空話吧。今天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從這些浮誇的詞句裡，是不難看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欺詐手腕的，正象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隻要看到那種“貴人”修飾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確無誤地斷定“這準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餓的工人和襤褸的農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過奸商的交易，通過資本主義的方式獲得，而是通過象莫斯科—喀山鐵路的粗工和鐵路員工這樣的普通勞動者自覺自願的奮不顧身的英勇勞動來獲得。
我們大傢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問題上崇尚空談的遺風現在還到處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們隊伍裡也是這樣。例如，我們的報刊很少向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這些腐朽的殘餘開戰，很少支持普通的、質樸的、平凡的但是生氣勃勃的真正共產主義幼芽。
拿婦女狀況來說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中也沒有做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建立後第一年內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們真正徹底廢除瞭那些剝奪婦女平等權利、限制離婚、規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親等等卑鄙的法律，這種法律的殘餘在各文明國傢內還大量存在，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恥辱。我們有充分的權利以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們把舊時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廢物清除得愈幹凈，我們就愈清楚地看到，這隻是為建築物清理地基，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盡管頒佈瞭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婦女仍然是傢庭奴隸，因為瑣碎的傢務壓在她們身上，使她們喘不過氣來，變得愚鈍卑微，把她們禁錮在做飯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產性的、瑣碎的、勞神的、使人愚鈍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們的精力。隻有在大規模地開始為消除這種瑣碎傢務而鬥爭（在掌握國傢權力的無產階級領導下），更確切地說，大規模地開始把瑣碎傢務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有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
對於這個所有共產黨員在理論上都沒有異議的問題，我們在實踐中給予瞭足夠的註意嗎？當然沒有。我們對於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幼芽給予瞭足夠的關心嗎？還是這句話：沒有，沒有。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就是這些幼芽的標本，正是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華麗、也不誇張、更不顯眼的設施，在實際上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這些設施不是新的，它們（也如社會主義的一切物質前提一樣）是由大資本主義造成的，但它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第一，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不是具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劣跡的營利性企業，就是理應受到優秀工人憎惡和鄙視的“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
毫無疑問，在我國，這樣的機構已經比過去多得多瞭，而且它們的性質已經開始改變。毫無疑問，女工和農婦中有組織才能的人比我們知道的要多許多倍，她們善於舉辦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參加的實際事業，而沒有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話連篇，無事奔忙，無謂爭吵，空談計劃、體系等等。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地護理這些新事物的幼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他們多麼善於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資本傢在他們發行千百萬份的報紙上對他們心目中的“模范”企業大肆贊揚，把資產階級的“模范”機構當作民族的驕傲！我們的報刊卻不註意或者說幾乎完全不註意報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不斷促使其中一些機構成為模范機構，為它們作宣傳。至於模范的、共產主義的工作，在節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節約產品、把婦女從傢庭奴隸境遇中解放出來、改善衛生條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麼成績，能夠作出什麼成績，以及如何將這一切推廣到全社會，推廣到全體勞動群眾中去，報刊也沒有詳細報道。
模范的生產，模范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所表現的模范的認真負責態度，模范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個街區的模范的清潔衛生工作，——這一切是我們的報刊和每個工人和農民組織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註意和關心的對象。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幼芽，照管這些幼芽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義務。不管我們的糧食和生產狀況怎樣困難，在佈爾什維克執政的一年半中還是在各方面取得瞭無可懷疑的進展：糧食的收購量從3000萬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加到1億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業發展瞭，未播種的土地面積減少瞭，鐵路運輸在燃料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開始得到改善，等等。在這樣的總的背景下，在無產階級國傢政權的支持下，共產主義的幼芽不會夭折，一定會茁壯地成長起來，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
應該好好考慮一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以便從這個偉大創舉中得出一切由它產生的極其重要的實際教訓。
從各方面支持這一創舉，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訓。“公社”這個詞在我們這裡用得太隨便瞭。凡是共產黨員創立的或在共產黨員參加下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一下子就宣佈為“公社”，而人們卻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用長期頑強的勞動爭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證實瞭的實際成效爭得的。
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已經考慮成熟，決定廢除人民委員會法令中涉及“消費公社”這一名稱[6]的內容，這個決定在我看來是完全正確的。讓名稱普通一些，這樣，新的組織工作在最初階段上的缺陷和缺點也就不會推到“公社”身上，而將由不好的共產黨員負責（這是理所當然的）。最好是不允許廣泛使用“公社”字樣，禁止動輒使用這個字眼，或者隻承認那些在實踐中·真正證明（並由附近全體居民一致公認）有按共產主義精神辦事的能力和本領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權使用這個名稱。首先你要證明自己能為社會、為全體勞動群眾無償地勞動，能“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模范地進行工作，然後你才有權取得“公社”這個光榮稱號！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一個十分寶貴的例外，因為這裡，莫斯科—喀山鐵路的粗工和鐵路工人首先在實際上證明瞭他們確實能象共產主義者一樣工作，然後他們才稱自己的創舉是“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應當努力爭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後不論是誰，隻要未經艱苦勞動和長期勞動的實際成效以及真正按共產主義精神辦事的模范事跡證實，就把自己的企業、機關或事業稱作公社，都應當被看成騙子或空談傢，受到無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個偉大創舉，在另一方面，即在清黨工作中，也應當予以利用。在革命後的初期，很多“誠實的”和抱著庸俗心理的人特別膽小畏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則全體怠工，以此討好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冒險傢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機混進執政黨裡來，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過這種現象，而且不可能沒有這種現象。全部問題在於，以健康的強有力的先進階級作為依靠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
在這方面我們早已開始工作。要堅持不懈地繼續這一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去作戰這件事幫助瞭我們——膽小鬼和壞蛋逃到黨外去瞭。讓他們滾開吧！黨員數量上的這種減少意味著黨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個創舉繼續清黨：非經半年“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考驗”或“見習期”，不得接收入黨。1917年10月25日以後入黨的一切黨員，如果沒有特殊的勞動或功績證明自己絕對忠誠可靠，能夠做一個共產黨人，都需要經過這樣的審查。
清黨工作，同不斷提高黨對真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求聯系起來，將會改善國傢政權機關，並大大促使農民早日徹底轉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也非常鮮明地顯示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傢政權機關的階級性質。黨中央寫過一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註：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註］這是擁有一二十萬黨員（我預料在嚴格清黨後將留下這麼多，目前黨員人數是超過這一數字的）的中央委員會提出的主張。
這個主張得到瞭工會的有組織的工人的響應。這樣的工人在我們俄羅斯和烏克蘭有400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的國傢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20萬和400萬，這就是兩個“齒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比例。此外，還有幾千萬農民，他們主要分成三類：人數最多的、同無產階級最接近的一類，即半無產者，或者說貧苦農民；其次是中農；最後是人數最少的一類，即富農，或者說農村資產階級。
隻要還有可能買賣糧食和利用饑荒來幹投機勾當，農民就仍是（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一定時期內是不可避免的）半勞動者和半投機者。作為投機者，農民是敵視我們，敵視無產階級國傢的，他們同資產階級和主張自由買賣糧食的資產階級的忠實奴仆（直到孟什維克舍爾或社會革命黨人波·切爾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為勞動者，農民是無產階級國傢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對地主資本傢的鬥爭中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為勞動者，千百萬的農民大眾是支持一二十萬人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並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者所組成的國傢“機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剝削勞動群眾有更緊密聯系的國傢在世界上還沒有過。
正是這種由“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標志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工作，一定會徹底鞏固農民對無產階級國傢的尊敬和愛戴。這種工作，而且隻有這種工作，才會徹底使農民相信我們正確，相信共產主義正確，才會使農民成為我們無限忠實的擁護者，也就是說，才會把糧食困難完全克服，使共產主義在糧食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完全戰勝資本主義，使共產主義完全鞏固起來。
1919年6月28日
1919年7月由莫斯科國傢出版社印成單行本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29頁
註釋：
[1]立憲民主黨人是俄國自由主義君主派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立憲民主黨的成員。立憲民主黨（正式名稱為人民自由黨）於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員中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憲民主黨提出一條與革命道路相對抗的和平的憲政發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奪政策，曾同十月黨等反動政黨組成“進步同盟”，要求成立責任內閣，即為資產階級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圖阻止革命並把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二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居於領導地位，竭力阻撓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等基本問題的解決，並奉行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七月事變後，它支持科爾尼洛夫叛亂，陰謀建立軍事獨裁。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於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佈立憲民主黨為“人民公敵的黨”，該黨隨之轉入地下，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並參與白衛將軍的武裝叛亂。國內戰爭結束後，該黨上層分子大多數逃亡國外。1921年5月，該黨在巴黎召開代表大會時分裂，作為統一的黨不復存在。——11。
[2]社會革命黨人是俄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的成員。該黨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聯合而成的。社會革命黨人否認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階級差別，抹殺農民內部的矛盾，否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在策略方面，社會革命黨人采用瞭社會民主黨人進行群眾性鼓動的方法，但主要鬥爭方法還是搞個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革命黨的大多數領導人采取瞭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
1917年二月革命後，隨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政治生活，社會革命黨的影響擴大，黨員人數激增。社會革命黨中央實行妥協主義和階級調和的政策，積極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黨的首領亞·費·克倫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齊耶夫，維·米·切爾諾夫等參加瞭臨時政府。1917年七月事變時期，社會革命黨公開轉向資產階級方面。社會革命黨中央的妥協政策造成黨的分裂，左翼於1917年12月組成瞭一個獨立政黨——左派社會革命黨。
1917年十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人（右派和中派）公開進行反蘇維埃的活動，建立地下組織，1918年6月被開除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1918—1920年國內戰爭時期，他們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對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傢的領導人實行個人恐怖。社會革命黨人推行所謂“第三種力量”的蠱惑政策，在1918年充當瞭小資產階級反革命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在各地參與建立反革命“政府”，實際上為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統治掃清瞭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組成人民派，同蘇維埃政權合作。該黨的極右派則同白衛分子結成公開聯盟。內戰結束後，社會革命黨重新成瞭俄國國內反革命勢力的領導。他們提出“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組織瞭一系列的叛亂。這些叛亂被平息後，1922年社會革命黨徹底瓦解。——11。
[3]指1919年夏尤登尼奇白衛軍進攻彼得格勒期間潛藏在蘇維埃軍隊後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劃的陰謀活動。1919年6月12日夜間，反革命組織“民族中心”的成員策動位於芬蘭灣東端南岸的紅丘、灰馬等炮臺的守備部隊舉行叛亂。叛亂分子企圖使喀瑯施塔得防區陷於癱瘓，然後與白衛軍進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納，切斷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聯系，進而奪取彼得格勒。蘇維埃政權組織瞭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參加的海岸部隊，於15日發動進攻，在海軍艦艇和飛機配合下，迅速攻下瞭這些炮臺，平定瞭叛亂。同時，15000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一起在彼得格勒進行瞭一次大規模的搜查，拘捕瞭反革命分子數百人。——11。
[4]伯爾尼國際是持社會沙文主義、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立場的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在1919年2月伯爾尼代表會議上成立的聯盟。伯爾尼國際的領袖是卡·亞·佈蘭亭、卡·考茨基、愛·伯恩施坦、皮·列諾得爾等。他們力圖恢復已於1914年瓦解的第二國際，阻撓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防止成立共產國際。他們敵視蘇維埃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頌揚資產階級民主。1921年2月，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英國獨立工黨等退出伯爾尼國際，成立瞭維也納國際（第二半國際）。1923年5月，在革命鬥爭浪潮開始低落的形勢下，伯爾尼國際同維也納國際合並成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12。
[5]薩多瓦會戰亦稱克尼格雷茨會戰，是1866年普奧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交戰，於當年7月3日在捷克境內的薩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地區進行，結果普軍大敗奧軍，從而決定瞭這次普奧戰爭的結局。——15。
[6]人民委員會於1919年3月16日通過法令，將消費合作社合並、改組為統一的分配機關，名為“消費公社”。這一新名稱在某些地方引起瞭對法令的一些誤解。有鑒於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19年6月30日通過瞭《關於工農消費合作社的決定》，在對上述法令表示贊同的同時，決定用人民用慣瞭的“消費合作社”的叫法來代替“消費公社”這一名稱（見1919年7月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143號）。——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