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琴:胡仲持翻譯的文學名著

胡仲持翻譯的文學名著

文學研究會的宗旨首先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然後才是“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米琴

胡仲持(1900-1968)的翻譯生涯始於1920年,終於1951年。他的翻譯作品數量多,范圍廣,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文藝理論、世界文學史、兒童文學、人物傳記、科普讀物、社會評論等諸方面。改革開放後,隨著翻譯學在中國的興起和迅速發展,胡仲持做為“翻譯大傢”和“翻譯高手”[1]而成為一些翻譯學學者的研究對象。研究的重點主要是他翻譯的外國文學名著。

大量譯介外國文學名著到中國,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後。胡仲持是那場外國文學翻譯高潮中的先行者之一。1921年1月他就開始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翻譯的外國作品。《東方雜志》由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3月創辦,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大型綜合性雜志,享有 “民國十大善本之一”、 “傳世文章最富”、“澎湃學門,大匠如雲”、 “傳世名作”、“蓋代名刊”、“知識巨擘”等盛譽。[2]

胡仲持在1921年的一年之內就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瞭14篇外國短篇小說譯作。其中九篇是俄國文學作品。這也反映瞭當時的潮流。19世紀末,“受維新變法運動的影響,中國有識之士從‘學西洋之長技’轉向引入西方‘政事之書’,希冀從中找到醫治中國社會頑疾的良藥,俄國文學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開始進入中國”。[3]民國初期,引進最多的是托爾斯泰的作品,其次是屠格涅夫。

胡仲持翻譯的第一篇作品是契柯夫的《一個闊綽的朋友》。他介紹契訶夫(當時譯作“乞呵甫”)為俄國近代最大的藝術天才,主要作品是劇本《櫻桃園》,而他翻譯的這個短篇具有“滑稽風調”。他認為對於很少接觸西洋文學潮流的中國讀者來說,“滑稽風調”的作品容易引起興趣。14篇中的另一篇,英國作傢單維爾(Israel Zangwill)的《婚姻掮客》也是幽默作品。

曾有學者“揭示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啟蒙、政治救亡和審美情趣。”當時“文學翻譯在承擔社會功用的同時,其文學性不再受到忽略,審美情趣也納入瞭譯者的視野。”[4] 胡仲持在選材上就頗重視審美情趣。

胡仲持在選材上的另一特點是偏重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著名中篇小說《木木》(當時譯作“唔唔”),寫一個農奴的悲劇。他愛上的女仆被主人發配給一個酒鬼,而他心愛的狗也在主人的威逼下由他忍痛處死。作品表現出農奴制社會如何缺乏人性和蔑視人權。主人公雖然又聾又啞,但極有愛心,可他的感情遭到主人隨意踐踏。

另一描寫底層社會的譯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聖誕節的窮孩子》。這是一個極悲哀的故事。一個六歲孩子,住在冰冷的地下室。母親生病,好幾天昏睡不醒。孩子很餓,就走到漆黑的街上。街上車水馬龍,警官走過也沒看見處於危險的孩子。他看到大玻璃窗裡有聖誕樹,小朋友在跳舞,阿姨在分發糕餅。孩子開門進去,人們大叫,仍給他一個銅板,他嚇得跑出來。一個大孩子打他,他逃到一個柴堆後面睡著瞭,做瞭個夢。夢見在一顆大聖誕樹小,好多孩子唱歌跳舞,過來擁抱他,親吻他。他還看見瞭他母親,笑著向他走來。原來這些孩子都是棄兒,後來或者餓死,或者凍死,到瞭上天,成為小天使。第二天聖誕節,人們在一個院子柴堆後面發現瞭一個小男孩的屍體。胡仲持譯介這篇悲戚的故事,很可能是想引起中國人對自己社會裡的窮人產生同情心。

胡仲持選譯的庫普林的短篇小說《臺謀卡耶》,也是鼓勵人們行善濟貧。臺謀卡耶原是江洋大盜,被軍隊圍困受重傷後逃到一個山洞等死。上帝派天使指示他將自己盜來的財寶從埋藏處取出來做善事,接濟窮人,為路人服務等;並讓他將一根燒糊的木頭插在土中,木頭發芽之時,就是他被上帝赦免之日。他堅持行善濟貧二十年,木頭沒一點兒變化。一天,一個騎士路過,他殷勤邀請騎士進傢休息用膳,那騎士卻啐他臉、打他頭。臺謀卡耶怒火中燒,搬起塊大石頭砸向騎士。騎士受重傷快死時透露出,他是為瞭重賞而正要趕去向總督泄密,出賣起義者們的行動計劃。騎士認為自己被砸是受到上帝懲罰。然而,臺謀卡耶還是萬分後悔自己殺瞭人,沒堅守住善行。但就在這時,他看到那跟木頭發芽瞭。他知道自己得到瞭上帝的赦免。

胡仲持在這篇譯文的前言中還提到,最近他從美國買到英譯本庫普林短篇小說集。集子中的五個極短篇的小說中,有三個周作人都已譯過。可見庫普林的作品在當時還挺受歡迎。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他作品中“表露出的對小人物和弱者的深切同情”。[5]

當時,搞文學翻譯的人中懂俄語者似乎不多,通過英語譯本翻譯俄國文學作品很普遍。周作人翻譯的庫普林的短篇小說,也是通過英譯本。周作人是“最早的白話翻譯者”,也是最早以“信與達”為目標的“直譯”提倡者。他的翻譯“產生瞭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影響瞭很多中國譯者”。[6]胡仲持的譯文顯然也受到周作人的影響。

在1921年裡,除瞭《東方雜志》外,胡仲持還在《婦女雜志》上連載瞭譯作《青鳥》。《青鳥》是比利時戲劇傢莫裡斯·梅特林克創作的六幕夢幻劇。胡仲持介紹說“稱梅德林克為世界第一大文豪也不為過”,《青鳥》“使作者的名聲傳遍全球”。但胡仲持翻譯的不是劇本,(劇本已有人譯出)而是梅特林克夫人改編的、為兒童閱讀方便的小說。《青鳥》通過樵夫傢兄妹倆為鄰傢生病的女孩尋找青鳥的故事,“反映瞭作者對窮人生活的同情、對現實和未來的憧憬”。[7]兄妹倆在歷險中領會到瞭幸福的真諦。整個故事主題豐富,有多方面象征意義。

這一年,胡仲持參加瞭文學研究會。由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人發起的文學研究會成立於1921年1月。其宗旨首先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然後才是”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8]文學研究會總共有170多名成員,是新文學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

從1922年至1924年,胡仲持在《東方雜志》上共發表17篇譯文,其中十篇是文學作品,而十分之四是意大利作傢鄧南遮的作品。

胡仲持翻譯的第一個鄧南遮的短篇是《坎地亞的沉冤》。他在介紹中稱鄧南遮為意大利的“著名政治傢及文學傢”,並說關於鄧南遮的生平和作風,“本雜志多有介紹”。看來,鄧南遮在彼時的中國名氣不小。胡仲持說明瞭為何他會翻譯鄧南遮的《本鄉集》中的故事,因為即使是鄉間平凡瑣事,經由偉大藝術天才的渲染,“便成上好的文藝”,而其“觀察的敏銳和感情的豐富”讓人嘆服。

《坎地亞的沉冤》描寫一個名叫坎地亞的洗衣婦幫一位夫人準備宴會時,碰巧那夫人發現一把銀勺不見瞭,便大張旗鼓地找瞭起來。結果在外面的傳聞中,從丟一把銀勺變作丟瞭全部銀器,還傳說是坎地亞偷的,以致所有雇坎地亞洗過衣服的人開始懷疑自己曾丟過的東西都是坎地亞偷的。事情甚至鬧到市政老爺傳喚坎地亞前去讓民選監察員問話。後來夫人找到瞭銀勺,但人們認為是坎地亞偷偷還回去的。坎地亞為瞭挽回名譽想方設法也無濟於事。她被折磨到精神失常,最終淪為乞丐。在患熱病臨死前,她還在念叨銀勺不是她偷的。

二十出頭的胡仲持是文學青年,崇拜“藝術天才”,對作傢的藝術主張和政治傾向等似乎並不在意。加佈裡埃爾•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是意大利二十世紀初唯美派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的詩人、作傢和劇作傢。而胡仲持所在的文學研究會的主張之一是“反對唯美派脫離人生的‘以文學為純藝術’的觀點”[9] 鄧南遮還是政治上頗受爭議的人物。他是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法西斯文化先驅,曾受到墨索裡尼的寵愛。長期以來,鄧南遮的作品在中國是空白。從1989年至2020年,他的三部長篇小說,部分詩歌和短篇小說被譯介到中國。在《意大利中、短篇小說與喜劇》這個集子中有鄧南遮的中、短篇小說十八篇。其中一篇叫《坎迪婭之死》。譯者精通意大利文,小說的題目比胡仲持通過英文本所譯的《坎地亞的沉冤》可能更接近原文。然而,“沉冤”不僅點出主題,還頗具文學意味。

1924年,胡仲持還翻譯瞭一部長篇小說–《憂愁夫人》,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扉頁上印有“文學研究會叢書”字樣。“文學研究會叢書”由文學研究會編輯,於1921至1937年間出版,是中國現代出版最早、規模較大的一套文學叢書。全套叢書共125種﹐分為翻譯和創作兩部分。71種翻譯作品中有30部小說,包括魯迅翻譯的三部作品。《憂愁夫人》也是這30部譯著之一。

在<譯序>中,胡仲持介紹瞭德國戲劇傢、小說傢蘇德爾曼(當時譯作“蘇臺爾曼”)在十九世紀末如何享有盛名,以及他作品的特點和風格。胡仲持認為在蘇德爾曼的所有長篇小說中,《憂愁夫人》(Frau Sorge)是最藝術、最真切的作品,是作者“自己體驗的結晶”,是他“年輕時代的奮鬥史”。一般人讀《憂愁夫人》,都著重於書中的愛情故事。胡仲持則體會到小說的中心思想是主人公保爾的個性發展,而且認為小說對個性的探索十分深刻。

“憂愁夫人”是保爾小時候母親給他講的神話故事中的神秘人物。“憂愁夫人”即象征來自外部的厄運,也象征主人公內心的焦慮和擔憂。保爾最終擺脫瞭“憂愁夫人”,達到內心的解放和自由。

保爾從小就極有愛心和利他思想,心地善良仁慈。當地一些庸俗的人則視他為懦夫和蠢材而常常戲弄他。保爾也認為自己是弱者,常常不自信和有自卑心理。然而,在他成長過程中,為瞭保護兩個妹妹和他從小的玩伴–白房子的女孩,他變得越來越強悍,甚至戰勝瞭強橫暴力的父親而成瞭真正的一傢之主。保爾有音樂才能和詩人氣質。白房子的女孩認為他會成為大藝術傢。可是身為小農場主的父親讓兩個大兒子上大學,卻偏選擇瞭保爾在農場做苦力。後來,保爾為瞭支撐起整個傢,完全放棄瞭對音樂的追求,與心愛的女孩也漸行漸遠。在他二十歲的時候,一場大火燒毀瞭他傢的一切。父親認為是曾和自己發生過爭執的白房子的男主人在背後指使,而保爾卻在法庭上為那位先生進行瞭辯護。幾年後,保爾成功地恢復瞭傢業。他的個性也更成熟,內心更加強大。得知白房子的女孩已與表兄訂婚,他不像以前那樣會愁腸寸斷,而是為她默默祝福。在大火發生八年的紀念日這天,白房子的女孩恰巧要舉行婚禮。頭一天夜裡,保爾發現父親攜帶放火的油箱和火柴等朝白房子方向已行進多時。他不知如何向白房子人傢報信,急得不得瞭。急中生智,他點著瞭自己傢的馬棚來制止父親。因為風大,大火燒毀瞭他傢的所有房屋。他為瞭救牲畜而被燒成重傷。保爾沒為巨大損失感到痛心,反而感到“擺脫瞭心靈的鐐銬”。結果,他的驚人放火之舉,挽回瞭他與白房子女孩之間的多年戀情。女孩看到他傢起火就不顧一切趕來救助。發現火災實情後當然更不可能再和表兄舉行什麼婚禮瞭。

一個男青年從二十歲到二十八歲的奮鬥和成長過程,對於二十四歲的胡仲持可能也有所啟發吧。在接下來的三年裡,胡仲持暫時中斷瞭所熱愛的文學翻譯工作,投入到社會活動。直到1928年才又開始有文學譯著發表。(待續)

註:

[1]詳見:梁志芳,<賽珍珠與斯諾的中國知音——翻譯傢胡仲持研究>,山東外語教學,2012年地2期;程傢惠, 袁斌業,<從《約翰熊的耳朵》看胡仲持的文學翻譯風格>,欽州學院學報, 2013年3月

[2]《東方雜志》,《百度百科》

[3]高榮國,<晚清民初時期托爾斯泰作品的譯介路徑、原因及其誤讀>,《外國文學研究》,2017-10-17

[4] 任淑坤,《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5]庫普林,《百度百科》

[6]<止庵談周作人譯文全集:唯暮年所譯識者當知之 >,中國新聞網,2012年5月22日

[7] 鄒莉,<近在咫尺的幸福——《青鳥》的象征性及其現實意義>,《劍南文學》(經典教苑) ,2011年11期

[8][9]文學研究會,《百度百科》

胡仲持翻譯的文學名著(續)

1959年他翻譯的《憤怒的葡萄》得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但是他寫的<譯序>從此就在讀者的視野中消失瞭。

米琴

1928年,胡仲持出版瞭譯著《日本小說選》,1929年又出版瞭日本著名作傢菊池寬的戲劇集《藤十郎之戀》。劇集中的《藤十郎之戀》講述歌舞技大明星藤十郎,為瞭提高演技,需要愛情體驗,便挑逗茶屋女主人,當後者動真情時,又棄她而去。女方感受到極大侮辱,選擇在藤十郎的排練場上吊自殺。此劇曾被日本導演拍成著名電影。

1929年,胡仲持的最大成就是翻譯瞭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傢約翰•瑪西(John Albert Macy 1877-1932)於1925年出版的巨著《世界文學的故事》(The Storie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先在《申報》連載,後修訂成書,由開明書店於1931年出版,題為《世界文學史話》。當時風行全國的《民國日報》在1931年10月28日的“出版消息”中如此介紹此書:“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瑪西氏所著《世界文學史話》,文筆生動,取材精博,歐美文學界推為文學史書中之善本。現經胡仲持君譯成中文,在開明書店出版。全書三十餘萬言,分四十九章。遠朔古代猶太波斯,近至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各國文學,依時代順序,做有系統的敘述,當代名傢如蕭伯納、高爾基、劉易士、托馬斯.曼等亦復一一論及,……。”此書近三十年來頻頻再版,如199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版本, 201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版本和2017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版本 。

1931年3月賽珍珠的《大地》在美國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大地》是“革命性的小說”,讓西方世界對中國人乃至亞洲人有瞭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其在文學史上的獨特歷史意義,類似阿契貝的小說《瓦解》。[1]1938年賽珍珠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瞭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

《大地》出版後不久就引起胡仲持的註意。他認為要使中國 得救,首先要徹底地認識農民。而且《大地》描寫瞭當時中國最嚴重的幾個問題,如水災、旱荒、兵禍、匪患等。1932 年1月1日,《東方雜志》開始連載瞭宜閑(胡仲持 筆名)翻譯的《大地》。1933年8月胡仲持的譯文集結成 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這個版本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大地》中譯本,至1949年共發行12版。[2]‚

學者梁志芳在<賽珍珠與斯諾的中國知音 –翻譯傢胡仲持研究>一文中,詳細介紹瞭胡仲持的《大地》譯本,以及他以筆名“宜閑”發表的評論賽珍珠的文章。其它包含研究胡仲持《大地》譯本的學術論文有:梁志芳的《文學翻譯與民族建構(形象學理論視角下的大地中譯研究)》,梁志芳的<亦褒亦貶評“珍珠”——20世紀30年代的三位《大地》中譯者 >,孫麗的<圖裡翻譯規范視域下的《大地》中譯本對比研究》>,卜樂楠等人的<文化回譯視角下賽珍珠《大地》譯本比較研究>,茹靜的《社會文化語境變遷與賽珍珠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等等。

1933年2月,在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的邀請下,英國著名作傢蕭伯納到上海作短暫訪問。胡仲持應上海《申報》副刊之一《自由談》主編黎烈文約稿,翻譯蕭伯納中篇小說《黑女求神記》。2月2日,《自由談》還曾刊出編輯室啟事,給這部翻譯作品做瞭一則廣告性質的說明:“英國大文豪蕭伯納氏,在數日內即可抵滬,本刊為對此名滿天下之老文豪表示歡迎起見,除特出專號外,並將蕭氏最近所作中篇小說《黑女求神記》,請胡宜閑先生譯出,自本月十五日起逐日在本欄發表。 按蕭氏生平所作,以劇本為多,篇幅較短之小說,則罕見刊行。 此篇系蕭氏於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寫成,富於幽默情調及諷刺意味,足以代表最近蕭氏之思想,請讀者諸君註意為幸。” 蔡元培在接待蕭伯納時,還特地告訴後者:“你的小說《黑女求神記》正在《申報》連載呢。”[3]

《黑女求神記》 原題為“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黑人女孩尋找上帝的歷險記)。小說描寫一位非洲黑人女孩剛皈依基督教。她對傳教士對她的問題給出的前後矛盾的答案感到不滿,試圖尋找上帝,並與之交談。女孩竟然遇到瞭好幾個版本的“上帝”。然後她遇到瞭一位無神論行為主義者和一群知識分子,他們解釋說更好的探索在於抽象數學。最後,一位貌似伏爾泰的老先生說服她放棄尋找,與一個愛爾蘭人建立傢庭。小說的宗教主題和種族融合暗示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

胡仲持文學翻譯的代表作是斯坦貝克的名著《憤怒的葡萄》(1939),於1941 年10月由大時代書局出版。1942年11月和1945年10月分別再版兩次。1959年至2022年間至少再版12次。[4]

《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反映流民農民工的悲慘境況,暴露美國社會和經濟制度弊病,迫使國會立法資助遷居的農民,因而被選入“改變美國的20本書之一”。小說講述因沙塵暴而被迫長途跋涉來到加州找工作的成千上萬流民,生活在極度貧困中,並遭到辱罵和歧視。這些流民的生活雖然連牲口都不如,可仍保持著對神聖生命和人生價值的信仰。逃荒農民和本地農場主發生沖突,工會組織瞭反抗。雖然反抗失敗,但大傢看到團結起來,通過投票爭取權益的希望。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對小說大為贊賞,並親自去探訪農工營地的生活條件。這本書幫助促成瞭國會關於勞動法改革和工資監管的聽證會。 [5]

胡仲持譯本最初在《憤怒的葡萄》這個大標題下加瞭個小標題“-美國的大地”。一些學者認為是因為胡仲持譯過賽珍珠的《大地》之故。其實不然。在胡仲持寫的<譯序>裡,一開始便提到1940年《憤怒的葡萄》影片曾在上海和香港上演。在上海電影被譯作“怒火之花”,在香港被譯作“美國的大地”。1942年出版的另一個《憤怒的葡萄》中譯本就采用瞭“怒火之花”的標題。估計胡仲持采用“美國的大地”做副標題也是因為電影在先的緣故。

胡仲持在<譯序>中稱小說作者“委實有著吸引讀者的魔力。這一種魔力所在,具體地說來,就是獨創的風格,奇妙的想像,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的觀察。”他在介紹瞭作者及小說大概內容後,又忍不住再次誇獎作者的藝術才能:“作者所處理的材料是不合理的社會的醜惡面,可是所成就的藝術品卻有著真正的美。用‘化腐臭為神奇’這句話來說明作者的寫作本領,是十分確當的。”最後,胡仲持還說明瞭他翻譯《憤怒的葡萄》也是為完成大時代書局創始人孫寒冰教授的遺願。後者在日寇重慶大轟炸中不幸罹難。有學者評論,這表明瞭譯者“沉重的時代責任感和使命感”,要激發讀者去“繼承先烈未完成的事業,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為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繼續戰鬥”。[6]

胡仲持的譯本被稱為“經典譯本”,翻譯水平“堪稱典范”。[7]有評論者註意到,“胡仲持隻比約翰斯坦貝克大兩歲,兩人同年去世。因為完全處在同一個時代,這讓胡老師的譯本更顯得原汁原味。沒有太多華麗的辭藻,更能突顯出普通人的單純快樂,以及大時代背景下的離亂與悲情。那種當下譯者體會不到的心有靈犀,得以讓此書更顯厚重”。[8]。有當代讀者評論道:“我要誇一下胡仲持的翻譯,簡直太棒瞭,信達雅一個都不缺,文字準確又有力量。沖著這個翻譯我就想給十顆星!”[9]

一位翻譯學學者分析瞭《憤怒的葡萄》的語言的詩性化在胡仲持譯本中的 再現。通過英文原文段落與中文譯本的對比,這位學者發現,某些段落的翻譯“再現原文詩性的描寫,文中有畫,畫中有文”;有些段落,譯者“通過翻譯這一明顯的折射將斯坦貝克的詩學帶入中國文學系統的詩學”。這位學者認為,“無論是從體裁上,原型情境上還是功能性上,他的翻譯都是對斯坦貝克敘述語言詩性化的再現”。學者最後對胡仲持的翻譯給予很高評價:“縱覽胡仲持的譯本,無論是從形式上、體裁上還是語言風格上,都大致忠實於原文,再現瞭斯坦貝克的小說《憤怒的 葡萄》的題目的詩性化、人物口語的詩性化和敘述語言的詩性化特點。”[10] 另一篇題為<前景化與小說翻譯研究——以《憤怒的葡萄》譯本為例>的文章,運用前景化理論研究,刨析胡仲持譯本“對小說語言形式和藝術價值的還原程度”。文章提到譯本“實現瞭翻譯的功能等值”,以及“譯者通過形式復制的方式將原語中的數量前景化得以再現。同時,考慮到漢語重意合的語言特點,作者采用更靈活的轉換策略實現意義和形式的‘動態模仿’”。[11]

胡仲持似乎對斯坦貝克情有獨鐘。1942年,斯坦貝克的中篇小說《月亮下去瞭》剛出版不久,胡仲持就在六月份的《讀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上看到連載。他迫不及待地在10月份就翻譯出來,並寫瞭一個<前記>,將小說的內容和中國淪陷區內民眾的遭遇、感受和抵抗聯系起來。最後他還特意提到斯坦貝克一貫的“深入淺出的獨創風格”。胡仲持的譯本由開明書店在1943年4月出版。

1943年胡仲持翻譯瞭斯坦貝克的短篇小說《約翰熊的耳朵》,載於《時與潮文藝》1943年 第2卷 第2期。1944年胡仲持翻譯瞭斯坦貝克的成名作,長篇小說《饅頭坪》(又譯作《煎餅坪 》) ,由桂林出版的 《當代文藝 》連載。

胡仲持翻譯的《約翰熊的耳朵》(The Ears of Johnny Bear 1937)頗受翻譯學學者的青睞。一篇題為<從《約翰熊的耳朵》看胡仲持的文學翻譯風格>的學術論文,稱胡仲持的“翻譯風格純樸自然,有效地發揮瞭譯者主體性和能動性,既能動模仿,又適度創造,恰當地采取調整翻譯策略,動態忠實地傳達原文風格,將譯者自我風格和作者風格‘和諧統一’,達到瞭劉重德所言的‘切合原文風格’”。[12]

此後,胡仲持還翻譯瞭多篇美國作傢薩洛揚的短篇小說,以及美國詩人桑特堡的詩等。

1948年,為瞭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胡仲持發表瞭一篇文章《論魯迅的翻譯》,極詳細地總結瞭魯迅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文章還特別提到,“魯迅一生供獻於文學勞作的精力可以說有一半是放在翻譯介紹方面的”。足見胡仲持對文學翻譯的重視。然而,胡仲持此後再沒翻譯過任何文學作品。[13]

1959年,胡仲持翻譯的《憤怒的葡萄》得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14]但是他當年寫的<譯序>從此就在讀者的視野中消失瞭。那個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的<譯序>已顯得不合時宜。胡仲持在書後加瞭個<後記>,批評美國壟斷資本和那些攻擊小說的反動勢力,但提到羅斯福新政對小說起到瞭政治保護的作用。1982年以後又開始出現的胡仲持譯本,則都采用的是另一位資深學者所寫的《譯本序》。其中免不瞭出現“左翼文學”、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把聯邦政府收容所理想化”等這類評語。這個“序”不再提什麼壟斷資本,但也沒提羅斯福新政對小說的保護。

胡仲持的三十年翻譯生涯,成績斐然。其文學翻譯的過早中斷,則令人遺憾。

註:

[1]可參考筆者的<賽珍珠的《大地》和魯迅的評語——兼與斯波林商榷> ,《財新網》,2023年4月17日

[2]梁 志 芳,<賽珍珠與斯諾的中國知音 –翻譯傢胡仲持研究>,《山東外語教學》,2012年第2期(總第147期)

[3]顧憶青,<翻譯史視野中的報紙副刊——以 1933 年《申報·自由談》“蕭伯納專號”為個案 >,《外語與文化研究》(第14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

[4]目前能查到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87年(改編)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版、2007年版和2018年版、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

[5]參看筆者的<《憤怒的葡萄》揭露美國黑暗面>, 《財新網》,2022年7月5日

[6]張 珂,<20世紀 40年代斯坦貝克小說在中國譯介述評>,楚 雄 師 范 學 院 學 報, 2007年 7月 J

熊輝,《抗戰大後方翻譯文學史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日

[7]<補記《憤怒的葡萄》讀後感>,2022年1月9日http://www.knockatdatabase.com/2022/01/09/my-notes-of-the-grapes-of-wrath/

[8]酷丸,<影響美國歷史進程的憤怒之書——《憤怒的葡萄》>,貴州網 2019年04月19日 21:53

[9]https://www.mini-program.net/download/the-grapes-of-wrath/

[10]邵 雲,<淺談《憤怒的葡萄》詩性化語言在翻譯中的再現 ——以胡仲持的譯本為例>,四川西部文獻編譯研究中心,外語教育與翻譯發展創新研究(第七卷)(品牌。552-554),四川師范大學電子出版社。

[11]韓啟群,<前景化與小說翻譯研究——以《憤怒的葡萄》譯本為例>,《名作欣賞》2-19, 12 期,https://m.fx361.com/news/2019/0719/5330386.html

[12]程傢惠, 袁斌業,從《約翰熊的耳朵》看胡仲持的文學翻譯風格,欽州學院學報, 2013年3月

[13] 《新文化叢刊》第二種《保衛文化》,1948年;《翻譯通報》1950年

[14]“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新出版瞭胡仲持翻譯、張友松校對的又ー譯本,之後,1982年,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以 ‘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為題再版瞭這ー譯本。” https://www.etogether.net/htm/literature/20210130/18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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